元王充耘撰，清康熙刊《通志堂经解》本。
王充耘，字耕野，江西吉水人，元统甲戌以《尚书》登进士第，授承务郎、同知永新州事，不久辞归奉养母亲，居家授徒讲学，沉潜《尚书》之学多年，此书即是他研读《尚书》、考辨经义的札记汇录，也是元代尚书学当中极具代表性的解经著作。全书分为上下二卷，以随文考论、分条札记的体例写成，不仿长篇注疏的格式，每条各立论题，针对《尚书》各篇当中文字训诂、篇章分合、名物制度、义理宗旨、旧传得失等问题逐一辨析讨论，所论遍及《尧典》《舜典》《禹贡》《洪范》《酒诰》《多士》《无逸》《君奭》等诸多篇目，是一部专就《尚书》经文与传世注解做商榷、阐发的经学札记。
元代科举取士，《尚书》一宗蔡沈《书集传》，天下士子大多遵从蔡说，少有独立辨析，王充耘本身也是以《尚书》登科，熟习蔡氏之学，但他并不一味盲从，书中大量论断与蔡《传》异同互见，凡是提出异解之处，都以经文、古训为依据，不是刻意立异、为求新奇而驳难前贤。在文字训释方面，他多有独到的训解，如论 “九族既睦” 之 “既” 应当训作尽，不同于寻常旧解；阐释 “象以典刑”，主张其意是比照罪行施以相应刑罚，并非后世常说的取法天象垂象示刑之说；解释 “逆河”，以为得名缘由在于海潮逆流而入，从地理水势角度疏通旧说。在篇章源流的考辨上，他提出《尧典》本就是《舜典》的缘起，二者原本同属一篇，所以篇目归入《虞书》，这个说法在当时的尚书学讨论里，自成一家之言。除训诂篇章之外，书中也大量研讨《尚书》当中的政教大义、天命人心、君臣戒惧、诰誓命辞的言外之意，辨析商周之际天命转移、诰文措辞的本意，疏通经文当中关乎明德、恤祀、保民的义理脉络，兼顾义理阐发与训诂考证两端，不偏废其一。
全书的文本经过王充耘从子王光荐整理补葺，并非全然是初稿原貌，书末附有梅鹗跋文，交代流传始末。清康熙年间编纂刊刻《通志堂经解》时将此书收入，也就是这一通行的康熙刊本，后来四库馆臣采进此本，以此本为底本加以校阅，四库提要也据此评述其学术得失，认为此书大体醇正，间有瑕疵，属于可以择取所长、分别观览的经学著作。书中也存在一些后世学者不能认同的论断，比如采信《洪范》错简的旧说，以及讨论《伊训》改月不改月的辨析，论证尚有牵强之处，部分篇目文字还有传写讹脱，难以订正。放到元代经学的脉络当中来看，此书的价值在于，在蔡《传》主导科场的时代，保留了士人独立研读、参酌古注疏、不株守一家的治学面貌，既可以和蔡沈《书集传》相互对照参看，也保存了元代民间研治《尚书》的思考路径，对于考察宋末到元代尚书学的演变、经学从依附科举到自主考辨的风气转变，都有很重要的文献价值，是研究元代《尚书》学不可忽略的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