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卷，元王天与撰，清康熙时期通志堂刊本，收录于《通志堂经解》，经部书类典籍。王天与，字立大，号梅浦，江西吉安人，早年潜心经学，曾任赣州路先贤书院山长，大德二年因宪使臧梦解将此书进呈朝廷，得授临江路儒学教授。此书历时十五年，与同乡学者彭应龙往复商榷考订，方才定稿，最初在至大年间由其子刊刻行世，后世流传版本稀少，清初纳兰成德、徐乾学编刻《通志堂经解》，取旧本重新写刻，便是此康熙通志堂刊本，字体端整，版式疏朗，是流传最广的早期善本之一。
全书体例有着清晰的层次安排，每一条经文之下，首列孔安国旧传、孔颖达正义，尊崇汉唐古注的传统，之后依次汇录两宋诸家解经之说，取舍熔铸，整体宗旨以朱熹经学思想为根本，以真德秀的论述为辅翼。朱熹论《尚书》，将传释之事托付弟子蔡沈，所以王天与以蔡沈《书集传》作为核心参照，择取其说；真德秀除《书说精义》之外，《大学衍义》中多阐发虞夏商周治国纲纪、人君心法，与《尚书》大义贯通，书中一并广泛采录。对于汉唐注疏，不做全盘承袭，凡是和朱子、真德秀义理宗旨相合的便保留，有抵牾、繁冗之处则酌情删节，取舍标准一以理学大义为准绳，作者自序称编撰本意只求契合两位先贤的宗旨，不凭一己私意随意裁定去取。遇到诸家说法互异而皆可通的地方，也并存异说，不强行归一，间或附按语辨析，保持审慎持平的态度。
全书的学术取向偏向义理阐发，而不在名物、地理、制度、文字训诂上深耕细究，对于山川贡赋、器物礼制、古今音韵等内容往往简省，多有阙略，不做繁复考证；重心放在挖掘经文里面的帝王心法、治道纲要、修身伦常、天命人心，逐条推究《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中圣圣相传的义理脉络，辨析诰誓训命之中君臣戒惧、治乱兴衰的道理，把《尚书》看作帝王治理天下的大典，接续宋儒以理学解《书》的脉络，是元代南方朱子学派《尚书》学的代表性著作。宋元之际解《尚书》的典籍繁多，各家歧说纷纭，此书把朱子、真德秀一脉相关的论说汇聚一编，梳理统合，条理清楚，便于学者把握宋儒尚书义理体系，保存了不少今已散佚的宋代《书》说片段，对于研究宋元《尚书》学流变、朱子后学的传经脉络，具备很高的文献价值。
在元代《尚书》学著作当中，此书风格平实，不刻意标新立异，不猛烈攻驳前贤，即便对蔡沈《书集传》部分说法存有不同看法，也只是审慎择取，不肆力辩驳，和当时一部分专事纠驳蔡传的著作形成对照。通志堂康熙刊本作为清初经学丛书的名刻，依托丛书体系广为流布，弥补了元刻本流传不广的缺憾，清代学者研治《尚书》，讨论宋元义理派解经著作，大多以此本为依据。它的局限同样明显，因为偏重义理，轻于考据，很多古史、地理、礼制疑难没有深入考辨，考据学者多有所批评，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宋元理学解《尚书》链条里重要一环的地位，是考察宋学由宋入元传承样貌不可忽略的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