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属于经部书类，是宋元之际朱子《尚书》学脉络里极具代表性的集解著作，又题《书传辑录纂注》《尚书辑录纂注》。撰者董鼎，字季亨，号深山，鄱阳人，其学术经由族兄董梦程承接黄榦、董铢一脉，属于朱熹再传之学，终身以阐发朱子尚书学说为宗旨。董鼎有感蔡沈《书集传》是朱子晚年托付、亲手订定的重要经解，虽已经自成体系，但散见于语录、杂记之中的朱子论《书》之语，未能尽数附入蔡传之内，后世学者研读蔡传，常常需要多方翻检朱子诸书，不能一编而统览，于是发意编撰此书，以蔡沈《书集传》作为全书主干，构建 “辑录” 与 “纂注” 两层注释体系。
全书体例层次分明，首一卷为前置总纲，收录蔡沈原序、董鼎自序、凡例八条，依次胪列辑录所取群书、朱子门人姓氏、纂注征引典籍与诸家姓氏，另载朱子《说书纲领》三十一条，统摄朱子论《尚书》的核心义理，为全书定下诠释基调。正文六卷，依《尚书》原有篇目次第排布，先载蔡氏《集传》原文，紧随其后的便是 “辑录” 部分，专门汇辑朱熹语录、书信、杂记中所有和《尚书》经文、蔡传相关的议论问答，补出蔡传所未收录的朱子原话；辑录之后再设 “纂注”，广采南宋以来朱子后学与各家儒说，凡是能够疏通经文、发明蔡传义旨、辨析训诂名物、考证地理史事的说法，都择要收录，同时间附董鼎自己的考辨与心得体会，同异并存，不专主一家，遇有与蔡传抵牾之处，也客观标出，加以权衡，并非一味盲从蔡说。董鼎的编撰立意，是将蔡传、朱子遗说、诸家辅证熔为一编，荟萃成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尚书》定本，免去学者分书互考的繁琐，统合朱子一脉的尚书诠释体系。
在学术立场上，董鼎恪守朱子理学的解经方向，以义理为核心，兼顾训诂、地理、名物、史事考证，注重从君心、王政、民生、人伦的角度阐发《尚书》典谟训诰之中的治道内涵。他清楚知晓朱子亲手订定蔡传的范围只到 “百官若帝之初”，其余篇章为蔡沈后续自撰，所以在凡例之中特意安排，首卷标注 “朱子订定蔡氏集传”，自第二卷起删去此四字，以此存其事实，不混淆源流，可见董鼎对蔡传成书始末的辨析十分审慎。全书征引广博，所采多为南宋中后期朱子学派的经说，保存了不少后世散佚的朱子门人的论《书》片段，是研究蔡沈《书集传》在元代传承、演变的核心文献。
此书最初成于元代至大年间，董鼎未及定稿便离世，后由其子董真卿会同陈栎等学者校理，延祐年间由建安余氏勤有堂初刻，元明两代流传不绝，是元代至明初研习《尚书》最通行的读本之一，明代官修《书传大全》，大量取材于这部《书蔡氏传辑录纂注》，可见其在科举经学体系当中的深远影响。本次著录的清康熙刊本，是纳兰性德辑刻《通志堂经解》时所收版本，属于清代早期重要的重刻本，通志堂本汇集宋元经解，校勘精良，刊刻规整，在清代经学复兴之后，成为学者研读董鼎此书最常用的版本，保存了元本的文本面貌，同时带有清代前期校勘整理的痕迹。
从经学史价值来看，此书上承朱子、蔡沈，下启元代《尚书》蔡传一派的疏解风气，和陈栎《书集传纂疏》、陈师凯《书蔡氏传旁通》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元代蔡氏尚书学的主干。它既不是单纯复述蔡传，也不是脱离蔡传另立新解，而是在蔡传的框架之内，把朱子零散的论说收拢、串联，再汇聚诸儒异见，折中辨析，兼顾义理阐发与文献考证，对于理解宋代理学化的《尚书》诠释路径，辨析蔡传和朱子本意之间的异同，考索宋元诸家《尚书》佚说，都有着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在整个《尚书》学流变之中，它是从宋末朱子经学过渡到明代官修《书传大全》的关键枢纽典籍，也是通志堂经解丛书里面，尚书类著作之中地位突出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