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周卜商撰，清纳兰成德编，清康熙通志堂刊本
《子夏易传》十一卷，是旧题为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所作的易学典籍，收录于纳兰成德汇刻的《通志堂经解》首部，为康熙年间通志堂原刊本。卜商，字子夏，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以精通文学、传习经典著称，后世相传孔子授《易》于商瞿，子夏亦得《易》学之传，故古来有子夏作《易传》之说，是传世易学文献中成书时代争议极大、流传脉络曲折的一部古易注。
此书以阐释《周易》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诸传为核心，逐卦逐爻疏通义理，不偏重象数占验，重在发挥人事义理、修身处世与治国之道，将《周易》卦爻之辞和君臣、修身、教化、刑赏、进退、安危相互贯通，文风平易舒缓，说理依托儒家伦理，和汉儒偏重卦气、爻辰、互体的象数易学路数有明显区别。书中解卦，往往先总括一卦大旨，再分释六爻，每一条爻辞解说都贴合当时士大夫立身行道的准则，把阴阳变化看作世道盛衰、德行消长的象征，主张君子察变知机，守正持中，趋吉避凶不在于卜筮求福，而在于修德改过。
自唐宋以来，学者早已考证，今本十一卷《子夏易传》并非先秦子夏原作。先秦确有《子夏易传》流传，汉魏之间多有经师引述，隋唐典籍、陆德明《经典释文》亦著录其名，但是唐以前的古本在五代战乱之后散佚失传。后世流传的这个十一卷版本，一般认为是唐代中后期的儒者依托子夏之名编撰而成，托名先贤，意在借孔门高弟的名号传布义理易学，填补古易注缺失的空白。虽然不是卜商亲笔，但它保留了中古时期一套完整独立的易学体系，吸收了王弼义理易学的精神，又不完全依附王弼注，不少解说独出己见，可以窥见中唐易学风气的转变，是从汉易象数之学转向宋儒义理易学之间重要的过渡文献。
纳兰成德主持编纂《通志堂经解》之时，广搜海内旧刻、钞本经籍，遴选这部《子夏易传》置于全书开篇，有其编纂用意。在清初学者眼中，《子夏易传》渊源最古，题署孔门传人，列为经解之首，象征经学溯源，上接孔门传《易》的道脉。此本为康熙年间通志堂初刻，字体端整，版式清朗，底本经过校勘整理，订正了前代传钞里的文字讹脱，是清代早期流传最广的《子夏易传》版本。通志堂刻本作为汇刻大型经学丛书的善本，刊刻考究，在清代经学复兴的潮流里，让这部久被冷落的中古易注重新广泛流通，后世诸多校勘、研究《子夏易传》的著述，大多以此通志堂本作为核心底本。
在易学学术史上，这部书的价值特殊。一方面，它长期卷入真伪考辨，历代学者聚讼不休，围绕着它的成书、作伪者、文献源流，形成了一条延续千年的考据线索；另一方面，抛开作者真伪的争论，文本本身自成一家之言，不杂术数谶纬，以儒门德义解《易》，对于研究中古义理易学、唐代经学思想、《周易》解释学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汉儒诸家易注残篇、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对照阅读，可以清晰看到，中古学者如何重新理解《周易》，跳出象数占候的框架，把《易》当成一部劝善修治、明晓盛衰的儒家典籍。
《通志堂经解》这套丛书本身由纳兰成德出资主持，徐乾学等人参与校理，汇聚宋元以来稀见的经解，规模宏大，而《子夏易传》作为卷首第一种，也成为这套丛书标志性的典籍之一。康熙通志堂原刊本，传世有初印与后印之别，初刻本字迹明晰，墨色匀净，是清代经学刊刻的代表性版本，后世翻刻、影印本，大多都祖源于这个康熙刊本。直到近代易学研究中，学者依旧持续利用这个版本，比对敦煌易学残卷、唐宋类书引文，持续梳理古《子夏易传》与今本十一卷之间的分野，辨析哪些文句尚存古说，哪些是后人增衍发挥。
总而言之，这部旧题卜商撰、收入通志堂经解的十一卷《子夏易传》，是一部托名先秦孔门贤人的唐代义理易学著作，依托康熙通志堂精刻本得以稳固流传，既是易学辨伪学上的核心文本，也是中古儒家易学思想重要的载体，在《周易》诠释史、清代经学文献学上，都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