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归入经部春秋类，又名《龙学孙公春秋经解》，是北宋中期极具代表性的《春秋》义理注释著作，此本为清代内府武英殿聚珍版木活字印本，属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的一种，现收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是海外庋藏的重要清内府活字善本。撰者孙觉，字莘老，高邮人，皇祐元年进士，官至御史中丞，晚年以龙图阁学士致仕，早年师从北宋大儒胡瑗，承袭安定学派的经学路径，在北宋《春秋》学转向义理阐发的潮流之中，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全书十五卷，依《春秋》十二公次第分卷排布，隐公分为上下二卷，桓公分为上下二卷，庄公分为上下二卷，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各为一卷，完整覆盖《春秋》经文全部纪年，逐条诠解经文，贯通圣人笔削褒贬之意。
孙觉作此书的核心宗旨在于尊王抑霸，他认为《春秋》之作，本是周室衰微、天下无共主之时，孔子借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依托王法来裁断天下是非，把褒贬赏罚的大义寄寓在简约经文之中，并不只是记录史实的史籍。在对待《春秋》三传的态度上，孙觉有明确取舍，他认为《左传》长于记录事迹，而义理发挥较为疏阔，《公羊传》文辞简略，义说多存梗概，相较之下《穀梁传》对于褒贬条例、名分礼制的辨析最为精深，因此全书以《穀梁》义旨作为根基，但并不墨守一家之言，不盲从传文，而是兼采《左传》《公羊》二传，广泛吸纳汉唐诸儒的解说，尤其接续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开创的舍传求经、自出断制的治学风气，凡是诸家之说合理可取者便加以采纳，遇到旧说难以安顿、疑义不决之处，则以其师胡瑗所传的口义来折中裁定。这种解经方式，跳出了汉唐注疏严守家法、循文训诂的旧轨，重在发掘经文背后的纲常伦理、夷夏之辨、君臣名分、礼乐刑政的大义，是宋代《春秋》学由训诂之学转向义理之学的典型作品。
书中论说，常常结合《孟子》等儒家经典相互印证，以心性与王道的视角解读经文书法，辨析诸侯会盟、征伐、纳娶、弑君、出奔、灾异、葬吊诸事当中孔子或褒或贬的隐微用意，严辨王霸之分，斥责诸侯僭越、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的乱象，申明周天子的正统名分，同时也对霸政的得失加以审慎评判，不是一味全盘否定霸业，而是以王道作为最高标尺衡量一切行事。对于礼制崩坏之下的各类史事，孙觉会细致区分经文不同措辞的差别，一字一句推求笔削深意，辨析何为讥刺、何为贬绝、何为恕辞、何为特书，建立起一套贯通一致的义例体系。与此同时，他对旧传当中矛盾抵牾、附会不实的记载，也敢于提出质疑、删汰纠驳，不被旧说束缚，体现出北宋儒者独立解经的特点。此书在北宋流传极广，影响很大，当时经学界流传有王安石想要自撰《春秋》注解推行于学官，见到孙觉此书之后自知难以超越，遂称《春秋》为断烂朝报，废弃不列于贡举的传闻，这一传说虽不必全然属实，却足以反映这部著作在当时学界的分量。
版本源流上，孙觉原书在宋元之间流传不绝，明代流传渐稀，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之中辑出整理，编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以木活字排印，也就是此本。武英殿聚珍版是乾隆朝内府成熟的活字印刷工程，校勘审慎，写刻工整，字体端整，校勘时校正了不少传抄本当中的文字讹脱，是清代流传最广、质量可靠的孙觉《春秋经解》版本系统之一。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这一部，是当年武英殿活字印成之后流播海外的完本，保存了聚珍版原始面貌，区别于后世各地依据聚珍本翻刻的重刻本，在版本学上具备独特价值，既可以窥见清内府活字印书的工艺样貌，也为海外汉学研究北宋《春秋》学、安定学派思想提供了善本依据。
在经学史脉络之中，孙觉这部著作上承啖赵陆淳与胡瑗，下启两宋诸多《春秋》义理著作，和同时代刘敞等人的经学著作一同塑造了宋代春秋学的基本面貌，书中保存了不少胡瑗已经散佚的《春秋》口说，为研究安定学派的经学思想留存了珍贵材料。后世四库馆臣、清代诸多经学考订家，研讨宋代《春秋》义说，大多取资此书。它既不同于汉唐注疏偏重名物训诂、疏不破注的路数，也不同于后世理学著作偏向心性发挥，始终以经文书法、王道名分作为主线，兼顾史实考辨与义理阐发，是研究北宋中期儒学转型、尊王思想、夷夏观以及春秋义例学说不可缺少的核心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