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张耒 撰，清康熙通志堂经解刊本
本书为北宋文学家张耒研治《诗经》的解经著作，全篇仅一卷，是张氏经学论述的专门篇章，也是宋代《诗经》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家之说。张耒本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诗文成就卓著，其经学思想承接北宋中期以来疑经、阐义的学术风气，不墨守汉唐注疏成说，不拘泥于训诂名物的细碎考辨，重在以义理推求《诗》之本旨，以人情、世风与诗人之心贯通三百篇，和同时代拘守《毛传》《郑笺》的传统经说形成明显区分。
全书篇幅不长，以随笔札记、随文论说的形式写成，并非逐篇逐句疏解整部《诗经》，而是选取《国风》《小雅》当中他认为关乎大义、历来聚讼较多的篇目与关键问题，逐条抒发己见，辨析旧说得失。他论诗，首先不取汉儒将《诗经》全篇尽数归为美刺政教的固化框架，认为诗歌本起于人心感于外物，哀乐之情自然发于言辞，政教美刺固然是《诗》中重要内涵，但不能把每一首诗都强行附会到朝廷君臣、政事得失之上。他常常从普通人的情志出发，体味诗篇里的男女相思、劳役愁苦、宴饮喜乐、忧时伤乱，主张先读懂诗中人情，而后再看其中蕴含的教化之意，反对舍本逐末，为了贴合政教解释而扭曲诗文原本的情感基调。
在对具体诗篇的讨论当中，张耒多有不同于《毛诗序》的判断。对于《国风》里诸多婚恋题材的诗作，他不一律斥为淫诗，而是区分时代风俗与人心的不同状态，指出民俗有淳薄，情性有正偏，圣人收录这些诗篇，不是为了表彰，而是存其世情，使人观风而知治乱。他论雅诗，则侧重体察士大夫身处乱世、遭逢忧困之时的心境，辨析贤人失志、规谏君王、感伤离乱的本意，不盲从旧注里固定的人物与事件对应关系，提出很多灵动的新解。同时他也并不全然废弃古注，遇到名物、时代背景可以确定之处，依然吸纳汉唐训诂里可靠的内容，只是把义理与情志放在解释的核心位置。
作为苏门学者，张耒的经学带有鲜明的宋学特质，偏向义理体悟，文字通畅明白，没有繁琐的考据堆砌，行文和他的散文风格相近，平易婉转，说理清晰。他论《诗》也时常和《论语》《孟子》的思想相互参证，以儒家心性伦理去理解诗教，认为诗教的根本在于感发人心，使人兴善而惩恶，不同于汉儒偏重礼制、谶纬的解诗路径。这部著作在宋代《诗》学著作里不属于卷帙浩繁的主流注本，流传范围有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流传零散，没有广泛通行的单行版本。
清代康熙年间编纂《通志堂经解》时，搜求散佚的宋、元经学旧籍，将此篇收录刊刻，也就是后世所见的这个康熙刊本。通志堂本是本书早期重要的合刻传本，底本经过整理校勘，保存了张耒《诗说》一卷完整文本，是研究北宋中后期《诗经》学说、苏门经学思想以及宋代疑经思潮的珍贵文献。后世学者考察宋代《诗》学流变，大多依靠这个版本来研读张耒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到北宋文人兼治经学的治学面貌，看到文学思维与经学阐释相互交融的特点，也能窥见从汉唐传注之学转向宋代理义之学过程中，《诗经》阐释思路发生的重要转变。
本书体量虽仅一卷，立论不追求体系宏大，但是见解通透，自成一格，跳出了传统《毛诗》之学的桎梏，对之后宋代不少不拘守诗序的《诗》家也有一定启发，是《诗经》学史里不可忽略的短篇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