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朱善撰，清康熙时期通志堂刊本，收入《通志堂经解》。朱善，字备万，号一斋，江西丰城人，生于元延祐元年，卒于明洪武十八年。朱氏早年博通经史，元末即沉潜六经，入明之后，洪武初年出任南昌府学教授，洪武八年廷试对策名列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历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是明初开国一代重要的儒臣，兼擅经义与政事，除本书外，尚有《一斋集》《史辑》等著述传世。《诗解颐》之名，取自古人 “匡说诗，解人颐” 一语，意在疏通诗义、阐发理蕴，令读诗者晓然会心，书稿本是朱善平日授徒讲论《诗经》时随讲随录的讲义，由其弟子整理汇集成编，最初在洪武年间便有初刻本行世，后流传渐广，至清代康熙年间，纳兰成德汇刻《通志堂经解》，将此书收入丛编，重新雕版刊行，也就是此通志堂本，是流传有序、影响较大的一个版本。
全书共计四卷，体例与一般《诗经》注本迥然有别，全书不录《诗经》经文原文，只以《诗》三百篇的篇题作为标识，依循《诗经》原有次序次第解说，对于作者认为义理浅白、不必再加阐发，或是一时存疑、难以论断的诗篇，则置而不论，连带篇目一并略去，不勉强附会立说。全书的学术根基宗主朱熹《诗集传》，核心立场大体承袭朱子诗学框架，以朱子之说为基准推衍发挥，并不刻意另立门户、与朱子相抗衡，但并不墨守朱说一字一句，遇到朱子原有解说尚有未尽之处，便旁采宋元诸家经说加以补充订正，兼容金履祥、项安世、王柏等前代儒者的见解，择善而从，间出己意，形成自身的解诗路径。
此书解经的重心不在文字训诂、名物考证、音韵校勘一路，并不执着于辨析一字一句的训释异同，它的旨趣是以《诗》载道、借诗立教，把《诗经》看作涵养心性、讲明人伦、观照世运的典籍。文中反复申说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之旨，着力阐扬诗教温柔敦厚的根本精神，在解说每一篇诗旨的时候，常常由诗篇的情志、故事引申开去，推究古今兴衰治乱的根源，辨析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得失，联系治国理政、修身齐家的现实道理，议论恳切平实，不做空疏玄远的空谈。相比于当时不少经师沉溺于字句辩驳、门户争胜的风气，这部书更看重经学对于人事教化的功用，属于经解之中自成一格的变体。
书中亦不乏可圈可点的考证与辨析，并非全然空谈义理。如讨论 “太王翦商” 一节，取用金履祥的观点，补足朱子《诗集传》当中未曾充分展开的义理；依据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的史实，辨析《节南山》篇中的申伯、蹶父、皇父、尹氏等人，并非宣王初年旧臣，以此订正项安世旧说当中的时序失误，足见朱氏熟稔史事，持论有史料作为支撑。同时书中也留存着时代学术风气带来的局限，比如采信王柏的说法，认为《何彼襛矣》一篇是后人错编进《召南》之中，这个论断后世学者多认为缺乏坚实依据，属于门户疑经风气下的偏颇之论；解说《二子乘舟》时，对伋、寿兄弟之事作出严苛评判，认为伋不能称作孝子，以儒者处变之道加以责难，论说失之过苛。但从全书整体来看，大旨归于醇正，立论大体守持儒家纲常，没有离经骇俗的奇论。
朱善身处元明交替之际，学术直接承接元代儒者笃实沉潜的治学风气，早于明中后期心学兴起之后的空疏学风，所以《诗解颐》在明初《诗经》学著作之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家。它既保留了朱子诗学的主干，又保留了元儒重义理、重教化的特点，兼顾义理阐发与史事参证，在明代前期经学谱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除通志堂本之外，此书尚有明洪武原刊本、《四库全书》抄本等版本并行，通志堂刻本因为编入大型经解丛刻，流传范围更广，也成为后世整理、研究这部书时常用来参校的重要版本。后世研究明初《诗经》学史、朱子诗学在元明之间传承流变，以及明初士大夫的诗教观念，《诗解颐》都是不可忽略的原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