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程端学撰，清康熙时期《通志堂经解》刊本
本书为元代《春秋》学重要著作，与作者另外两部《春秋本义》《春秋三传辨疑》互为配套，是程端学耗费二十余年研治《春秋》体系之中的辨难商榷之作，成书在《春秋本义》之后，写作宗旨在于逐条辨析前代诸家解经言说的得失异同，把《春秋本义》一书取舍各家说法的理由、判断标准完整铺陈出来，作为《春秋本义》的辅助阐释文本，供学人对照参究。全书以问答体的形式组织篇章，随问随辨，不拘泥于经文逐年逐条的笺释，属于《春秋》通论类著述，不偏重字句训诂，而重在经学义理与各家学说的辩驳考订。
程端学身处元代中后期，承接两宋《春秋》经学的余绪，又对宋儒解经流弊有着清醒的反思。宋代治《春秋》，多流行一字褒贬之说，把经文每一处文字的增省、有无都看作圣人刻意安排的褒贬笔法，牵合史事、附会灾异，以吉凶感应强解经文，不少学者穿凿细碎，务求找出圣人贬斥之意。本书的一大特色，便是广引自汉魏三传而下，直至两宋数十家《春秋》学说，逐一检讨辩驳，取舍之间多否少可，其中对张洽《春秋集注》的攻驳尤为着力。书中提出不少颇具识见的观点，明确反对将《春秋》文字全部机械理解为褒贬手段，指出经文之中存在大量孔子笔削之后遗留的阙文，不可强行索解；主张《春秋》不记载祥瑞，灾异记载也不必事事强求对应的人事应验，破除很多宋儒构建的感应附会之说，这一部分辨析说理平实，能够戳破宋代经学当中很多悬揣臆断的空论，在元人《春秋》著作里独树一帜。
与此同时，本书也保留着鲜明的时代局限与个人偏执，全书花费极大篇幅申论《春秋》用夏正这一主张，洋洋万言反复推演论证，坚持周王朝虽然颁行周历，但《春秋》记事以夏时为岁首，改正不改月，甚至援引隐公元年不书即位的记载作为证据，认为鲁隐公即位在前一年十一月，所以正月经文不书，以此支撑自身历说。这一论断为后世四库馆臣与清儒所批评，认为属于主观臆断，引据多有偏差。书中对《左传》的史料可信度也多有怀疑，质疑左氏记载的史实有后人伪撰成分，过于轻视三传的记事价值，承袭了孙复一派尊经疑传的治学路径，有时脱离史实，仅凭义理推断经文本意，陷入另外一种主观穿凿。整体来看，此书呈现出一种矛盾的面貌：它一方面能够批判宋儒细碎深刻、牵强求贬的弊病，另一方面自身又固守先入的经学立场，在历法、三传评价等关键问题上固守己见，论证不免胶固。
版本源流上，此书原有元至正年间浙东官刻本，元本流传稀少，后世通行的早期善本即是这部清康熙年间编入《通志堂经解》的刻本。《通志堂经解》由纳兰成德主持、徐乾学传是楼藏书提供底本汇刻，多选取宋元旧籍为底本，校勘审慎，写刻精良，这套康熙初刻本保存了程端学此书完整十卷的文本面貌，是清代中期以前流传最广的版本，四库馆臣撰写提要时所依据的天一阁藏本，文字也可与此通志堂本互相对勘。很多宋元《春秋》经说后世散佚，赖《春秋本义》与《春秋或问》征引而留存梗概，所以本书除经学义理价值之外，也保存了大量现已失传的两宋《春秋》家说，是梳理宋元《春秋》学术脉络不可或缺的文献，为后世考察宋末元初经学风气转变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全书十卷，依问答次第编排，不分附篇，不杂经文全文，重在论辨，适合与《春秋本义》并读，体会程端学一套完整的《春秋》解经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