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晳撰，清康熙通志堂刊本，经部春秋类典籍，收录于纳兰成德汇编的《通志堂经解》之中。作者王晳自署太原人，主要活动于北宋真宗至仁宗时期，曾官太常博士、翰林学士，生平记载较为简略，除本书之外，尚著有《春秋通义》《春秋异义》《春秋明例隐括图》等春秋学著作，其余数种尽数散佚，唯有这部《春秋皇纲论》完整留存至今。此书并非逐句随文注解经文的笺释之作，属于春秋通论，以专题论辨的体裁铺陈《春秋》大义，全书合计二十三篇论目，分编为五卷，依次排布，层层递进，统摄春秋学的核心议题，是北宋中期春秋学转型阶段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全书篇目次第清晰，卷一包含孔子修春秋、始隐、尊王上、尊王下四篇，首先确立全书立论根基，阐释孔子修撰《春秋》的本意，辨析经文始于隐公的缘由，重点阐发尊王大义，这也是全书标题 “皇纲” 的核心所指。卷二为公即位、卿书名氏、称人三篇，围绕君位传承、大夫名氏书法、诸侯称谓体例展开讨论，辨析经文书写当中的褒贬分寸。卷三为朝会盟、会盟异例、侵伐取灭纪师、战上、战下五篇，专门梳理春秋时代诸侯会盟、征伐、灭国、战事相关的各类义例，对比三传解说的分歧，甄别各家说法的得失。卷四为归入会及、书遂公至、郊禘三篇，探讨诸侯出入归国、经文书 “遂”“公至” 的笔法，以及郊祭禘祭这类王朝礼制在经文当中的记载用意。卷五为灾异、罪弑、杀大夫、日月例、传释异同五篇，分别讨论灾异记载的训诫内涵、弑君之罪的评判、大夫见杀的书法、日月记载的义例，最后以传释异同总括全书，系统评断《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的长短优劣。
在学术立场上，此书诞生于啖助、赵匡、陆淳开启的舍传求经学风盛行之时，同时又和孙复一派偏主贬抑、主张《春秋》有贬无褒的学说形成明显分野。王晳并不盲从当时学界尽弃三传、仅凭己意臆说经文的风气，也不墨守汉儒专门固守一传的家法，采取折中衡鉴的路径看待三传。他认为《左传》广采各国旧史，记载史事最为详备，能够补足经文背后的史实脉络，但是《左传》本身自成史传，往往旁采奇说，对于孔子笔削蕴含的精微义旨把握有所疏失；《公羊传》与《谷梁传》长于阐发义理，着力推寻圣人褒贬之意，然而多出于后世儒生口说汇集，时常出现辨析迂曲、文义芜杂浅碎的弊病。他主张研习《春秋》不能偏废史实，也不能脱离义理，经文之中既有贬斥乱臣贼子的惩戒之文，同样也存在旌扬善人、推崇正道的褒扬之笔，若是只把《春秋》看作一部专门责罪惩戒的书，便会丢失圣人立教的完整宗旨，这一观点直接针砭了当时流行的偏颇论调。
面对啖赵学派的学说，王晳一方面吸纳其不专守一传、以经为本的治学取向，另一方面又对其轻易舍弃三传记载、随意改易旧说的做法加以修正，主张以经文为根本，参核三传，审慎取舍，不可凭空穿凿。书中讨论灾异时，也拒绝沿袭汉儒董仲舒、刘向等人以五行灾异、术数谶纬附会吉凶的路数，认为圣人记录灾变，意在警示人君修德理政，而不是寄托神秘预言，反对把天人感应推向怪诞附会的方向，说理平实通达，少有为求新奇而曲解经文的习气。对于各类书法义例，他也不执着于固定死板的条例框架，留意区分常例与变例，辨析同一书法在不同语境之下内涵的差别，梳理前代各家义例彼此冲突之处，逐条加以考订辨析。
版本层面，此本为清康熙年间通志堂写刻本，是《通志堂经解》丛书中的经典本子，由纳兰成德主持校勘刊刻，写刻精良，书口镌有通志堂标识，在清代流传甚广，后世四库馆臣编撰《四库全书》时收录此书，所据底本也与此本系统一脉相承。作为北宋春秋学的重要文献，它处在汉代传注之学向宋代理义之学过渡的关键节点，既保存了北宋中期学者对三传、啖赵之学、孙复学说的不同反思，也完整呈现了以尊王为纲领、兼顾褒贬、史与义并重的春秋学体系，对于研究宋代经学思想演变、春秋义例学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与思想价值。后世研治春秋学史者，多以此书考察北宋学者如何调和舍传求经与尊传考史两条路径，看清宋代春秋学多元分化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