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卷，首一卷，元李廉撰，清康熙时期刊本，收入《通志堂经解》，属经部春秋类典籍。作者李廉，字行简，庐陵人，元至正二年以《春秋》之学举于乡，登进士第，出任信丰县令，后遇地方寇乱，守节殉难，《元史》未为立传，其事迹赖明代杨士奇的记载得以留存。李氏本身躬行节义，并非单纯以空文解经的文士，其解经立论，往往依托史实，兼顾义理，在元代《春秋》学著述之中，自成一家格局。
此书是汇纂性质的《春秋》集解著作，编纂宗旨在于整合历代《春秋》传注，消融各家门户之见，贯通经文、史事与义理。全书编纂次序有着清晰的安排，先列《左氏传》，用以提供经文对应的史实依据，作为纪事之本；次列《公羊传》《穀梁传》，这是最早阐发《春秋》笔削大义的两家；随后附杜预、何休、范宁三家古注，接续唐代义疏，疏通古注之中难解之处；再以宋代胡安国《春秋传》作为权衡论断的核心，同时并列陈傅良、张洽两家完整《春秋》解本，择取两家论说之长；除此之外，又广泛搜罗两宋诸儒零散论说与相关史传记载，一一梳理甄别，凡是经文、传注之中存在文字异同、史实矛盾、义理分歧的地方，都仔细考究始末，辨析是非，最终汇为一编，定名《春秋诸传会通》。
全书体例在卷首凡例之中详细申明，编纂以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国、陈傅良、张洽六家为主体，只因这六家存有完整的《春秋》传本，其余如程颐等大儒没有专门《春秋》全书的，则将其议论附在 “谨案” 条目之下，随文参证，不单独罗列。对于三传旧注，恪守古本，《左传》专用杜预注，《公羊传》专用何休注，《穀梁传》专用范宁注，连带对应的《正义》、旧疏一并取用，不随意杂糅别家注解，避免引文失实。凡三传解说和经文大体相合，没有严重悖理之处，都予以收录；如果有违背礼制、义理难以依从的说法，则在 “谨案” 之下逐条辨析驳正。全书核心解经方法恪守《春秋》“属辞比事” 的要义，对于经例的变化、史事的前后关联，或是文辞相近而事实不同、事实相近而笔法有异的条目，都贯通整部经文，提取脉络，使前后义理彼此呼应，经文里一字一句的疑义，都结合诸家议论展开推求考证。
此书虽以胡安国《春秋传》作为主要准绳，却并不盲从胡氏之说，书中对胡传之中偏颇、牵强之处多有驳正，能够广采众家，吸纳各家合理的义训。遇到一条史事、一句经文存有争议，作者必定贯通全部经文上下文，综合史实与义理来折中判断。书中诸多论断，条理明晰，持论平正通达，比如辨析仲子并非嫡妻，隐公不能算作正式摄位；推寻齐桓公霸业根基肇始于鲁僖公、鲁襄公时期；鲁国三桓势力坐起，其先兆见于僖公之世；经文不记载吴国在夫椒击败越国，用意在于责备越国不能铭记复仇大义；记载鲁昭公之葬，借以责难鲁国不能声讨季氏的僭逆；记载刘文公下葬，惩戒畿内诸侯越分僭礼；记载修筑蛇渊囿，批评鲁定公沉溺女乐、荒废国政，这类论断，都依托史实阐发褒贬，不做空疏的义理发挥。卷首总论共计百余条，综合权衡事理，深得《春秋》比事属辞、明褒贬、辨王霸的宗旨，后世官修《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也大量采择此书的观点。
此本为清康熙年间刊刻，是纳兰性德主持汇刻《通志堂经解》时所刻版本，源出元至正十一年虞氏明复斋初刻本，经过整理校勘，在清初广为流传。元代《春秋》学大多承袭宋儒讲义风气，偏重义理发挥，而《春秋诸传会通》能够兼顾《左传》史实记载与公谷、宋儒的义理阐发，调和纪事与明义两路治学取向，既保存了大量宋元时期散佚的《春秋》学说片段，又建立起一套层次分明、条理严密的集解框架，是研究元代《春秋》学术流变、宋儒春秋学说传承的重要典籍。《通志堂经解》本流传有序，版刻精良，是此书在清代最通行的善本之一，四库馆臣也取此本系统进行著录考评，在清代经学研究之中，长期受到经学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