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刘氏传》亦常简称为《春秋传》，是北宋庆历年间经学家刘敞阐发《春秋》经义的核心著作，归入经部春秋类，与刘氏另外几部《春秋》学作品互为表里，《春秋权衡》专辨三传得失，《春秋意林》记录研经纲要与随感，本书则是其成熟的解经定本，完整承载刘敞对《春秋》经文的系统诠释。全书共十五卷，在宋代虽已有流传记载，但长期依靠钞本辗转传写，没有稳定的刻本流通，直至清代康熙年间纳兰性德主持汇刻《通志堂经解》，才将此书校勘付梓，成为此书最早的刻本，也就是后世所称的通志堂本，这一刊本以精写楷字上版，字体端雅，镌刻精良，是清前期写刻经籍的代表性版本之一，也使得这部久藏于写本之中的宋儒经说得以广泛流布。
刘敞字原父，世称公是先生，学识广博，贯通六经、史学、金石、天文数术，是北宋宋学初兴阶段转变《春秋》研究风气的关键人物，上承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开创的新《春秋》学脉络，又跳出唐人过度疑传废传的路径，建立起一套兼顾经文、参验三传、以义理裁断旧说的解经范式。本书的编撰体例，以《春秋》鲁十二公经文为次第，逐条梳理经文记事，节取《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当中对应的史事与旧解，不专守任何一家师说，杂采三传文字，随后附以自己的论断，权衡三传异同，推求经文背后孔子褒贬进退的微旨。书中的褒贬义例，较多吸纳《公羊传》与《谷梁传》重大义、明褒贬的取向，同时取用《左传》所载史实作为事证，把史实评判和义理阐发融合在一起，不拘泥于汉儒世代相传的家法条例，主张以经文本身为根本，经义可以衡定传文，不可以曲解经文去迁就旧传的说法。
在解说内容上，刘敞不盲从汉唐注家已经定型的结论，对于很多前人少有阐发的义例，独立提出新的解读，像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等条目，所发议论多为前代经师未曾论及的新见。他解经的核心宗旨，依托《春秋》文本申明尊王之义，辨正君臣、邦国、礼法的界限，推明王道，矫正乱世，书中的议论并非单纯空谈经义，往往借春秋列国兴衰、盟会征伐、废立刑赏之事，寄寓对北宋当时朝政、礼法秩序的思考，带有鲜明的经世取向。刘敞看重礼义作为评判史事的标尺，凡诸侯朝聘、会盟、征伐、祭祀、丧葬、篡弑等记载，都以礼制标准衡量是非得失，重新判定三传当中存在矛盾、牵强、失实的旧说，对于三传当中明显悖理、互相抵牾的记载，会直接指出其疏漏。
同时此书也带有鲜明的宋初经学特点，为了顺畅贯通自己所持的义理，刘敞时常改动、删节三传原文字句，调整文句，把经与传连写在一起，不做清晰分界，容易造成经文、旧传、己说混杂难分的问题，部分地方为了支撑自己的论点，改动古传文字，这一点也被后世学者指出，认为有穿凿固滞之处，部分论断沿袭公羊、谷梁旧说当中本身存在的偏颇，比如以地正国一类说法，未能摆脱旧传局限。但瑕不掩瑜，这部著作代表着北宋经学摆脱汉唐注疏之学束缚的重要一步，在孙复之后进一步拓宽宋儒解经的路径，孙复一派偏向尽弃三传，独凭己意说经，刘敞则持更为平和的立场，知经而不废传，亦不盲从传文，经传互证，据义考例，这种治学方式深刻影响之后两宋《春秋》学的发展走向，欧阳修编撰《新唐书》《五代史记》之时，凡涉及褒贬凡例，也多向刘敞请教《春秋》义法。
这部清康熙通志堂刊本，作为本书最早刻本，校勘底本出自旧钞，保留了宋代文本的面貌，是后世整理、研读刘敞《春秋》学说最重要的版本源头，之后四库馆臣整理此书，也是以通志堂本为基础进行复核考证，确认其确为刘敞原作，打消了此前部分学者怀疑钞本为后人伪托的疑虑。版本流传体系当中，后世同治年间粤东书局重刻《通志堂经解》，以及域外日本的翻刻本，源头都出自这一康熙刊本。在经学史的序列之中，《春秋刘氏传》和《春秋权衡》《春秋意林》构成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想要理解刘敞的经学思想，此书是无法绕开的核心文本，它清晰呈现出北宋庆历时期，学者如何挣脱注疏枷锁，以义理探求圣人本意，把经学研究和现实治道相互贯通的时代特征，对于研究宋学兴起、宋代《春秋》学流变，都具备极高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