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与《谷梁传》同为阐释孔子《春秋》经文的儒家经典，与《左传》并称 “《春秋》三传”，二者均属今文经学体系，侧重挖掘《春秋》文字背后蕴含的义理褒贬，不似《左传》偏重史实铺叙。此套合刊本分为两大部分，《公羊传》十二卷，采用东汉何休《解诂》；《谷梁传》十二卷，收录东晋范宁《集解》，是研究汉代至魏晋《春秋》学说传承、今文经学思想脉络的核心典籍。
《公羊传十二卷，汉何休解诂》
《公羊传》相传源出于战国齐人公羊高，经由公羊氏师徒口耳相传，至西汉景帝时期由公羊寿与胡毋生整理写定成书。全书依托《春秋》编年文本，以问答体逐句阐发经文书法，辨析一字褒贬，发掘孔子寄托于《春秋》之中的微言大义。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迄于鲁哀公十四年 “西狩获麟”，严格追随《春秋》纪年次序。书中重点申说尊王攘夷、君臣名分、礼制秩序，构建起大一统、大复仇、经权权衡等政治伦理思想。
东汉何休，字邵公，为汉代公羊学集大成学者。有感于当时学者解说《公羊传》分歧杂乱、背离师说，历时十余年撰成《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也就是本书所载《解诂》。何休整合前代公羊经师学说，确立 “三科九旨” 解经条例，系统阐释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核心理论，构建完整公羊哲学体系。何休主张《春秋》为 “据乱世” 立法，借褒贬史事寄托改制理想，对后世两汉政治思想、今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从书影可见，卷首载何休《公羊传序》，开篇即称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点明《春秋》作为治世大典的价值；卷一开篇题 “武林钱受益阅”，起首释隐公元年经文，延续传统经传合刊体例，经文与传文相连，层次清晰，是明清时期流行的通行读本形态。书中大量讨论即位礼制、诸侯会盟、君臣权责、婚丧礼法，辨析经文措辞何以有别，以此推究褒贬用意。
《谷梁传十二卷，晋范宁集解》
《谷梁传》相传为战国鲁人谷梁赤所传，同样长期依靠口传，至汉代写定。其解经宗旨与《公羊传》相近，皆以探寻《春秋》道义评判为核心，但学风与立论取向存在明显区分。相较《公羊传》多阐发非常异义、宏阔的改制理论，《谷梁传》文风更为审慎平实，更少奇僻之说，格外重视礼义准则、名分教化，着重辨析是非善恶，严辨君臣、父子、长幼伦理，对王道、教化、信德、礼制的讨论更为细密。面对同一经文，不少观点与《公羊传》彼此异同，二者对照阅读，可以窥见汉代今文经学内部不同学派的分歧。
东晋学者范宁博通诸经，不满前代学者治《谷梁传》固守家法、党同伐异，广搜汉魏以来多家旧说，取舍融汇，撰成《春秋谷梁传集解》，为现存最早、最完备的《谷梁传》古注。范宁打破今古文门户之见，不盲从传文，也不偏废他家见解，兼顾训诂字义与义理发挥，兼顾史实辨析与道德评判。《集解》不仅疏通《谷梁传》文本，还时常对比公羊、左氏两家说法，辨析三传得失，为后世研读《春秋》搭建重要桥梁。唐代官方修撰《五经正义》，杨士勋即为范宁《集解》作疏，奠定此书在经学体系中的正统地位。
全书整体价值与文本特色
将《公羊传》何休解诂与《谷梁传》范宁集解合为一帙并行，是明清十分常见的典籍汇刻形式，方便学者对照两家学说，比较两传诠释《春秋》的路径差异。《公羊》长于宏大政治哲学，着力构建天下治理、世代更迭的宏大理论；《谷梁》长于伦理细节，深耕礼乐教化与人伦规范。二者互补，完整呈现《春秋》今文学两大主流脉络。
在文献层面，这套典籍保存了汉魏、东晋两代顶级经学家的原始注解。何休《解诂》是汉代公羊学唯一完整传世的古注，范宁《集解》是谷梁学流传至今的基石注本，不只是解读《春秋》的入门依据，更是研究汉代儒学、魏晋经学转型、传统政治哲学、礼法思想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历代读书人探讨华夷秩序、正统观念、王权礼法、褒贬史学，大多以此二书为重要源头。
书中采取传统经传合编的刻印体例，以《春秋》经文为纲，传文紧随其后加以问答阐释，层次分明；部分版本带有前人朱笔批点、藏书印鉴，如书影中可见多处古代藏书章，留存历代递藏痕迹，兼具文献价值与版本文物价值。后世清代常州今文经学复兴，学者重振公羊学说，治学根基同样依托何休《解诂》；而历代礼学、教化思想研究，亦大量取资范宁《谷梁传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