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卷，宋崔子方撰，清康熙时期刊本，收录于《通志堂经解》。崔子方，字彦直，一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人，北宋中后期《春秋》学者，与苏轼、黄庭坚交游，立身守正，黄庭坚曾对其学识品行多有称许。北宋绍圣年间，朝廷废弃《春秋》一经，不再以之取士，崔子方三次上书朝廷，请求恢复设置春秋博士，均未得到朝廷采纳，于是退居真州六合，闭门潜心研治《春秋》，先后撰成《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三部相关著作，共同构成他完整的春秋学体系。
本书是崔子方阐释《春秋》义例的核心著作，取名 “本例”，意在申明全书立论根基：《春秋》以编年为体制，以四时标举时序，而经文当中记载或不记载日、月，正是圣人笔削褒贬最根本的义例，是解读全经的总纲。崔子方认为，《春秋》判定天下有华夏与夷狄之别，诸侯有大国小国之分，位次有尊卑高下之差，人情有亲疏远近之异，不能用统一标准去衡量。经文记事，详于华夏而略于远方夷狄，详于大国而略于小国，详于鲁国自身之事而略于他国，详于君主而略于臣下，这样的详略安排，正是依托日月记载的体例来实现。常规体例之中，记载日期代表记事详尽，只记时节代表记事简略，记载月份则处在详略二者之间，这是恒定的常例；世事本身轻重不一，常例不足以涵括所有史实，于是又生出变例，用来调和事件轻重、尊卑亲疏之间复杂交错的情形，学者只要通晓这套日月之例，便能够把握《春秋》褒贬是非、垂诫后世的大半要义。
全书体例结构清晰，一共划分为十六门类，所有门类全部围绕经文当中时、月、日的记载情况展开推求，每一门之内又区分著例、变例两大板块，条分缕析，类聚编排，形成一套自洽规整的义例体系。崔子方的学术路径接续《公羊传》《谷梁传》重视日月义例的传统，他认为《左传》疏于阐发日月之例，《公羊》《谷梁》虽知日月可以寓义，却在崩、葬、卒、薨、弑君等事项上界限混乱，说法参差难信，所以他要重新梳理、规整这一套旧有师说，补正二传的疏漏矛盾。他并不完全采信啖助、赵匡、陆淳一派摒弃旧例、直寻经文大义的解经方式，在王安石新学盛行、传统经学旧说受到冲击的时代环境之下，坚持恪守汉魏以来相传的《春秋》例学传统，务求从经文文本本身的记载形式当中提炼圣人本意。
按照《宋史・艺文志》的著录，《本例》与《例要》本为合编二十卷，《通志堂经解》所收此本，将目录单独析出作为一卷，凑足二十卷的卷数，而原本附于其后的《春秋例要》在这一版本之中已经散佚缺失，后来四库馆臣才从《永乐大典》之中搜辑出《例要》残卷，单独另为一书。后世经学史家评价此书，大多指出它的局限：褒贬意蕴深广，日月只是众多义例当中的一端，崔子方将日月之例抬高为全书根本，试图用这单一标准统摄全部经文，遇到经文无法契合常例之处，便不断设立变例来迁就调和，难免出现牵强附会、支离破碎的弊病，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当中就批评此书固守公羊家法，存在拘泥偏执的问题。但同时也肯定它的价值，在宋代解经风气趋向自由发挥、轻视旧有家法的时候，此书持论谨严，保有先儒训诂笃实的特质，能够作为春秋义例之学的一家之说，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是北宋春秋学流派当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典籍。
清康熙年间刊刻收入《通志堂经解》，是此书流传过程当中影响深远的一个版本，依托《通志堂经解》的汇刻，崔子方这套以日月为本的春秋学说，得以长久保存，广泛流传，后世研究宋代春秋义例学、公羊学流变，都必须取资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