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吕大圭撰，清康熙时期刊本，收录于《通志堂经解》。
吕大圭，字圭叔，号朴卿，福建南安人，南宋淳祐七年进士，历官朝散大夫、吏部员外郎、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崇政殿说书，后出知兴化军，德祐初年拟迁漳州，遇元兵南下，守义殉节，是南宋末年兼具经术与气节的儒者。吕氏原本撰有《春秋集传》，后世散佚不传，这部《春秋或问》二十卷，便是专门阐发《春秋集传》内里义旨的著作，《春秋五论》一卷作为附编，提纲挈领，统摄全书核心主张，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吕大圭完整的《春秋》学体系。
全书采用问答体的写作形式，以一问一答的方式，顺着《春秋》经文逐年逐事展开辨析，针对经文记载的崩薨、盟会、征伐、朝聘、灾异、迁都、弑逆、诛讨等各类史事，逐条推究经文的书写缘由、记载体例，辨析三传说法的异同矛盾，化解旧说当中纠缠已久的经学争议。在三传取舍的立场上，吕氏偏向采信《左传》与《穀梁传》，认可《左传》记载史事详备可靠、《穀梁传》阐释义理精微周密，对于《公羊传》多持批评态度，尤其极力驳斥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牵合谶纬、附会灾异、穿凿义例的解经路径。他不赞同当时一部分宋儒直接弃置三传、单凭己意空说经文的治学风气，主张解经不能脱离古传记载的史事根基，要依托史实来探求圣人的本意，和当时空谈褒贬、脱离传注的治学取向形成明显区分。
附卷《春秋五论》分为五篇独立专论，是全书的总纲。首篇《论夫子作春秋》，阐释孔子修撰《春秋》的根本用意，提出《春秋》是扶天理、遏人欲之书，周室东迁之后王纲崩坏，君臣名分、夷夏之界、人伦秩序接连倾覆，孔子不得行道于当世，所以依托鲁国旧史，借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来彰明世道是非，以行事显明义理，胜于空泛的议论。第二篇《辨日月褒贬之例》，专门讨论经文当中记事或书日月、或不书日月的体例，辩驳前代学者把日月记载一概当作褒贬手段的旧说，认为很多不载日月之处，只是鲁国旧史原本失记，不必强行赋予褒贬寓意。第三篇《特笔》，梳理经文当中孔子特意改动旧史、郑重下笔的内容，分辨常例与变例，区分普通记事和寄托深切用意的特殊笔法。第四篇《论三传所长所短》，系统衡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家各自的长处与弊病，为全书取舍传文确立评判标准。第五篇《世变》，顺着春秋时代由治入乱、王纲逐步陵替的脉络，辨析世道升降，申明尊王、正名、辨夷夏的大义，寄寓南宋末年儒者对时局的忧思。
这部著作承袭朱熹的《春秋》学思路，不主张把《春秋》看作一本处处暗藏赏罚褒贬的刑书，反对过度繁碎、层层附会的义例之学，重在从整体大义上领会经文。书中擅长义理推演，持论端正宏大，但是考据史实方面存在疏漏，征引古事的时候，偶尔会和经文本意、旧史记载出现出入，前人评价其长于持论、短于考实，是这部书很鲜明的特点。全书既接续南宋中后期《春秋》学重义理、轻琐例的发展脉络，又因作者身处宋亡前夕，书中尊王、明分、防乱、辨夷夏的论述，暗含对当世危局的关切，不只是单纯的经文训释，也承载宋末士大夫的儒学立场与价值寄托。
此本为清康熙年间刊刻，编入纳兰成德汇刻的《通志堂经解》，是流传较早、使用广泛的版本。《通志堂经解》汇集宋元诸家经解，这个刻本保存了吕大圭此书完整的文本面貌，字句校勘、版式编次都依从旧本，是后世研读吕大圭《春秋》学说、考察南宋后期春秋经学流变，以及宋末遗民儒者思想的重要原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