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又称《大戴礼》《大戴记》，相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德选编整理而成，全书原八十五篇，历经散佚，传世本仅存十三卷三十九篇，是先秦至两汉礼学文献的重要汇编，与戴圣所辑《小戴礼记》同源分流，共同源自汉初孔壁所出以及民间流传的儒家礼类记文，在中古以前同为研习古礼、考辨周代制度、阐发儒家义理的核心典籍。戴德为西汉梁人，与戴圣同出后苍门下，专攻《礼》学，他博采先秦诸子、七十子后学、汉代经师关于礼乐、治道、修身、丧祭、明堂、历数的各类记述，删取汇编，汇成此书，意在保存孔子及其弟子论礼的遗说，补《仪礼》经文所未备，记录礼典背后的义理内涵，并非单纯的仪节条文记录。
北周时期卢辩为全书作注，卢辩出身北朝经学世家，精通三礼之学，身处北朝经学传承脉络之中，上承汉魏古注传统，不取南朝玄学化的解经风气，训释笃实，侧重疏通名物、厘清礼制脉络、训诂文字，兼采汉儒旧说，很多早已失传的汉代经说依靠卢辩注得以留存。卢辩注也是《大戴礼记》现存最早、最核心的古注，后世研读此书，大多以卢辩注为根基，唐宋以下诸多学者的校勘、疏解，都以卢注为参照，没有卢辩注本留存，这部典籍大量古奥礼制与文句将难以通读。
全书十三卷所收篇目，内容覆盖面极广，体裁驳杂，不局限于冠、婚、丧、祭等礼仪条文。其中有阐释儒家修身、君臣治道的篇章，讨论为君之道、贤臣辅政、教化百姓、仁政德治，阐发儒家的政治理想；有专门记述上古帝王世系、古史传说的篇目，梳理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直到夏商周的帝王传承、功德事迹，是研究上古史传说体系的重要文本；有考辨明堂、辟雍、灵台、朝聘、巡狩、宗庙、郊祀等周代国家礼制的内容，记录古天子施政、朝会、祭祀、教化的空间制度与仪式规范；还有关于乐教、军礼、养老、劝学、孝行的记述，以及讨论阴阳、历数、物候、天象、鸟兽草木的文字，杂糅了儒家思想与先秦阴阳数术观念，部分篇目还收录曾子、孔子与弟子问答之语，保存了曾子学派独有的思想资料，和《论语》《孟子》《小戴礼记》可以相互参证，能够窥见早期儒学内部不同分支的思想差异。书中亦有少量篇目收录战国诸子言论，吸纳了别家学说，体现出西汉前期儒学兼容整合各类文献的特点。
这部典籍在流传史上命运坎坷，相比于《小戴礼记》被郑玄作注、列入经书，长期立于学官，《大戴礼记》的传习相对冷落，篇简不断亡逸，隋唐时期已经多有缺脱，文字讹误、脱简、错简现象十分突出，宋元明虽有学者校读，但善本稀少，刊刻质量参差，文本错乱问题长期未能得到系统整理。清代乾隆年间，内府武英殿使用活字排印此书，也就是武英殿聚珍本体系内的活字印本，武英殿活字印书以校勘审慎为特色，在校勘过程中，馆臣广搜前代旧抄旧刻，比对异文，订正明刻本当中大量文字讹夺，厘定部分错乱篇次，规范文字，并且完整保留卢辩旧注，经文与注文相配，版式规整，是清代中期影响很大的一个通行善本，刊印之后，流布四方，推动乾嘉学者兴起对《大戴礼记》的深入校释研究，王聘珍、孔广森等人的校注著作，都深受武英殿本的影响。
此部乾隆武英殿活字印本，后流转海外，现收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是海外存世《大戴礼记》武英殿活字本当中值得重视的一部实物。作为内府原活字印本，它保留了武英殿聚珍本典型的版本特征，活字刊刻的字迹、墨色、版式、避讳字都忠实反映乾隆朝内府刊书的面貌，不同于后世翻刻、复刻本，具备珍贵的版本价值。它既是清代官方经学整理工程的实物遗存，见证乾隆朝整理古经、复兴汉学的学术风气，同时也是汉魏古礼文献向海外传播的载体。凭借这一藏本，海内外研究者可以对照国内所藏同版，比对异文，考察武英殿本的校改思路，梳理《大戴礼记》在近三百年间的海外流播脉络。
在学术价值上，《大戴礼记》弥补了《小戴礼记》之外大量失传的先秦礼说，其古史记载、明堂制度、曾子思想、上古乐制等内容，是历史学、经学、上古思想史、礼制史研究不可替代的原始文献。卢辩古注保存北朝经学的解经范式，和南朝经注风格形成对照，是中古经学史、训诂学研究的重要材料；而这部乾隆武英殿活字印本本身，既是文本载体，又是版本学、出版史、中外典籍交流史的研究对象，将汉儒辑经、北朝作注、清内府活字刊行、近代海外递藏这一条漫长的文献传承链条完整汇聚于一书，兼具典籍内容价值与版本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