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卷，宋赵鹏飞撰，清康熙时期刊本，收录于《通志堂经解》。赵鹏飞，字企明，号木讷，绵州人，宋代春秋学重要学者，此书为其研治《春秋》的代表性著作，后世多以木讷先生称之，书名之中 “筌” 字，取自得鱼忘筌之意，作者自谓此书乃是求得圣人作经本心的工具，目的不在于固守训诂、依附旧传，而在于透过经文文字，体察孔子寓于《春秋》之中的褒贬权衡与王道本意。全书依照鲁国十二公次第编排，自隐公至哀公，逐条疏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经文，随文阐发义理，不另立繁复章句，每一条经文之下，都附有作者的辨析论断，兼顾事理人情与礼法纲常，是宋代舍传求经一派春秋学的典型作品。
宋代春秋学风气自啖助、赵匡、陆淳之后，渐渐不再独尊三传，诸多学者开始质疑《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家法师说的局限，不满前代注家各守门户、牵合经文迁就传文的弊病，赵鹏飞正是在此学术脉络之中撰写此书。他在自序之中明确提出治学宗旨，主张学者应当脱离三传的束缚去体会《春秋》，不能一味依靠传文来求索经义，认为在三传出现之前，经文本身自有深意，读者应当放平本心，以经解经，静心与圣人之心相契合。但他的学术立场并不偏激，并没有全盘否定三传的价值，他承认三传去古未远，其中保存不少古说史实，部分论断也能够契合圣人本意，只是反对学者一味盲从，把传文当成不可更改的准绳，用传义牢笼经文，遮蔽经文本身蕴含的褒贬。这种态度，和孙复等人全然弃传、刻意标立新说的做法有所区分，立论相对平和持重。
全书阐释的核心，以尊王为总纲，以王法、名分、礼法作为评判史事善恶的标尺。作者认为孔子生当周室衰微、王纲解纽之时，诸侯僭越、大夫擅权、夷狄交侵，王道不行于当世，故而将赏罚褒贬的权柄寄托在《春秋》文字之中，以空言代刑赏，一字之间暗藏威福，褒扬忠义，诛责奸邪，目的是申明周制，拨乱反正，期盼天下重回秩序井然的王道时代。书中解读经文，格外留意名号、月日、先后、有无等书法差异，从文本细微处挖掘圣人用意，辨析君臣、父子、夫妇、嫡庶、内外、华夷之间的名分界限。对于篡弑、盟会、征伐、纳娶、丧葬、朝聘等各类史事，作者不急于援引旧传旧事，优先推寻当事之人的本心情实，依据情理与礼法权衡罪责轻重，也就是他一贯秉持的原情定罪的解经思路。遇到经文书法隐晦、旧说纷纭的条目，他会逐条辨析诸家说法的得失，指出各家因依附传文而产生的穿凿附会之处，再申发自己的理解，力求让经义回归平实，不做过度玄虚的发挥。
在具体的解说之中，赵鹏飞十分看重周王室的正统地位，凡是经文书写 “王正月” 之处，都反复申论王法对于天下的约束意义，辨析何时书王、何时不书王背后的褒贬；对于诸侯僭越、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一类记载，他会结合时代大势，论述权力下移、君权旁落所带来的秩序崩坏，比如湨梁之会大夫擅盟这类记载，重点剖析君臣名分倾覆、国之信柄下移的祸患。同时书中也兼顾夷夏之辨，以礼乐文明作为区分标准，评判诸夏与夷狄之间的交往征伐，并不持狭隘的地域偏见。对于鲁国内部的篡逆、婚娶、宗族争端，如隐公不书即位、郑伯克段、公子遂逆女诸事，他都细致梳理事件背后的利害纠葛，区分主谋与从犯、本心与迹状，分辨罪恶轻重，避免笼统定罪。
这部清康熙刊本，属于《通志堂经解》丛书当中的原版，由纳兰成德主持汇刻，是清代早期流传极广的经籍版本，保存了宋代此本的文本面貌，字句校勘审慎，在清代经学复兴阶段，成为学者研读宋代春秋说的重要底本。《通志堂经解》网罗宋、元诸家经说，补正了很多久不单行的古籍，赵鹏飞这部《春秋经筌》赖此丛书得以广泛流传，后世诸多藏书家、经学家所藏之本，大多源出这一康熙刻本。
从学术史位置来看，此书承接中唐以来的疑传学风，又修正了一部分宋儒解经太过逞臆的流弊，在尊经的前提下，兼顾史实与义理，既开启读者独立读经思考的路径，又不至于空疏无根。它和同时期其他春秋著作相比，议论少了激烈攻驳的气息，更多是平心静气地体察经文，代表了宋代春秋学当中较为稳健的一路。后世四库馆臣在提要之中，一方面点明其舍传求经本身存在的局限，经文很多人物、事件的背景有赖传文才能知晓，完全脱离三传很难通晓史实，另一方面也承认此书持论温厚，说理自成体系，是宋代春秋学不可忽略的一家之言。后世研究春秋学史、宋代经学思想、通志堂版本源流，都将此书作为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为考察宋儒如何理解孔子《春秋》笔法、王道思想，留存了完整详实的文本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