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十六卷，为两宋之际叶梦得所撰的春秋经学著作，是叶氏春秋学体系三部核心典籍之一，与《春秋谳》《春秋传》互为表里，三者次第相承，共同构成叶氏对于《春秋》经义完整的阐释框架。叶梦得自述其读书次序，当先读《春秋谳》，辨析三传得失，确认订正之说有据，再读《春秋考》，考究礼制与书法本源，明白取舍标准之后，最后研读《春秋传》，领会他对经文大义的完整阐发，三书环环相扣，不可割裂看待。
此书的创作根植于中唐啖助、赵匡开启的弃传求经学风，又吸纳北宋孙复等学者的疑传思想，同时跳出单纯辩驳三传的路径，确立以周代典章制度、礼乐法度作为评判尺度的治学宗旨。叶氏不满当时研治《春秋》的学者，往往未曾深究经文本义，便随意论断得失，各执一说，门户纷起，扰乱后学，于是作此书，申明自己辩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并非凭空臆断、刻意立异，所有论断都依托周代之礼制、官制、朝聘、盟会、刑罚、丧祭等旧制，推求孔子笔削经文的书法准则，以周典衡定经义，还原《春秋》作为一代王法的本意。全书体例独特，开篇设置统论，总论《春秋》的性质、命名之义、记事原则、褒贬条例、书字书人书地的凡例，不随文附解经文，之后依次按鲁十二公次序分篇，逐条辨析历代经师的旧说，考证史事记载、名号称谓、征伐会盟、崩卒葬娶等记载体例，书中不全文转录《春秋》经文，只围绕相关议题展开考证辨析，这一体例在宋代春秋学著作中颇具特色。
此书最初在南宋宁宗开禧年间，连同另外两部春秋著作一同刊刻于南剑州，在元代尚有流传，程端学撰写《春秋三传辨疑》之时，大量征引此书观点，足见其在元初经学圈内仍有影响力。入明之后，传本渐渐散佚，各家藏书目录不再记载，朱彝尊编撰《经义考》时，直接标注此书已经亡佚，幸而《永乐大典》分散收录了书中文字，清代修纂《四库全书》期间，馆臣从大典之中逐条搜辑、排比整理，缀合复原，大致恢复原书十之八九的内容，重新厘定为十六卷，统论三卷，隐公至哀公十三卷，也就是后世通行的版本面貌。
这个版本是清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活字印本，属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中的经部典籍，是四库辑本成型之后官方用活字排印的重要版本。武英殿聚珍版是清代内府规模最大的活字印书工程，校勘审慎，写刻工整，取四库馆臣校订定稿为底本，文字经过统一厘正，删改讹脱，篇目次序依从四库整理本，是清代中期流传最广、校勘质量可靠的本子之一。此部印本今收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流散海外的武英殿聚珍本，也是海外汉籍收藏中宋代春秋学重要传本，可供海外学者研究宋代疑经思潮、石林经学以及武英殿活字印刷版本特征。
书中讨论范围十分广博，既辨析公羊家三世、王鲁、黜周等核心义例，质疑其依托经文、牵强附会的地方，也辨析《左传》记事的时代疑点，考证列国名号、君臣称谓、征伐辞例、内外避讳、书日不书日的条例，反对前代学者把所有记载都一一对应褒贬，主张区分史实记录与圣人书法，认为很多记载只是据实直书，不必强行附会善恶。书中同时讨论《春秋》与古史的关系，阐释 “春”“秋” 得名对应天道生杀赏罚的内涵，厘清鲁史旧文与孔子修经之间的差别，辨析朝聘、会盟、弑君、出奔、灭国各类记载的礼制边界，考辨诸家解经当中混淆周礼、时俗、列国私制的谬误。行文风格博洽雄辩，征引繁富，议论开阔，每一条考证都先罗列旧说，再援引周制加以折衷判断，说理有本，考据典实，在宋代春秋学当中，属于兼顾义理与典制考证一路，不同于空言褒贬的解经著作。
整体而言，《春秋考》是宋代尊经疑传风潮里代表性的经学作品，它没有完全否定三传的史料价值，而是建立一套以周礼为标尺的考证体系，重新划定经文、旧传、后世经说之间的边界，对于研究宋代经学转向、春秋学流派演变、叶梦得个人学术思想，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而这一部武英殿聚珍活字本，既是四库辑佚成果的实物载体，也是清代内府活字印刷的代表实物，流传海外，保存完好，兼具经学文本价值与版本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