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辨疑》十五卷,为元代陈天祥所撰的四书解经著作,收入纳兰成德汇编的《通志堂经解》,此本是清康熙年间雕版刊刻的早期通行刻本,也是该书流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版本。陈天祥为元初北方儒者,学术路径承接金代王若虚的辨惑之学,和当时尊崇朱子、恪守《四书章句集注》不敢异议的主流学风有所区别,在元代四书学谱系之中自成一脉。元初之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已经随赵复北传,在北方儒林中逐步流行,后来更将成为元代科举的定本依据,很多学者奉之为不可更改的定论,陈天祥却并不盲从,有感于后世解经者常常依附注解、穿凿附会,舍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于是取《大学》《论语》《孟子》的相关条目逐条考辨,斟酌朱子注解的得失,写成这部辨疑之书。全书并没有刻意标举门户、刻意和朱学对立,其根本宗旨是回到经文本身,主张解经应当言简理直,以贴合圣人本意为第一要义,反对堆砌游辞、繁复衍说,使得学者迷失在细碎的注解之中,看不清经典原本的含义。
全书一共梳理辨析三百七十七条,其中《大学》十四条,《论语》一百七十条,《孟子》一百七十五条,体例规整统一,每一条先罗列四书原文,再引录朱熹《集注》的对应文字,之后铺陈自己的辨析、推勘与论证。辨析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朱子的注解,同时也包含对经文文句本身存在疑难之处的讨论,以及对朱子所征引的前代诸家旧说的甄别与纠驳。陈氏立论之时,会分别甄别哪些是朱子解说稳妥、契合经旨之处,予以保留认可;哪些地方存在增饰、推演过当,或是义理推求超出经文承载范围,便细致剖析其中矛盾,提出另外的理解方向。他常常援引王若虚《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当中的观点,再加以扩充延展、补充论证,很多条目都从文理、叙事逻辑、字词本意等平实角度入手,不做悬空的性理发挥,偏向平实求是,这也是此书最突出的解经特色。书中辨析的内容十分具体,譬如《论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一章,陈氏就不认同把善恶之人一概视作师法对象的说法,认为经文本意只是同行数人之中,必有行事可取之处,应当就事择善,不必强求一人全善全恶,这样的解读,就是从经文的行文脉络出发,修正后世注解引申过度的地方。
这部书在后世的评价,历来有不同的声音,一部分固守朱学的学者认为此书非议《集注》,属于立异之说,而四库馆臣则客观点明,此书核心是主于阙疑,不轻信、不妄断,并非为了争胜而刻意和朱子立异,其说可以和《集注》并存,供学者参互比对。在整个四书学发展史上,它代表了元初北方儒学当中一支独立的思考方向,和许衡一系谨守朱子、以朱说为准则的学风形成对照,能够直观展现朱子学向北传播初期,北方儒者接纳、反思、审慎审视《四书章句集注》的真实面貌,对于研究金元之际经学风气的转变、北方儒学的传承脉络、朱子学官学化之前的多元阐释状态,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清康熙年间《通志堂经解》编刻之时,将此书收录,使得这部原本流传不算广泛的元人经说得以刊板流通,这个康熙刊本,文字完整,保留了元本的条目次第与文本面貌,没有经过过多后世的删改重编,是研读陈天祥经学思想、校勘此书文字的核心善本之一。书中没有构建一套全新的四书义理体系,也不是全盘否定朱子,而是以考辨疑难的方式,提醒读经之人不能以注解替代经文,要反复对照原文,自行体会经文本意,这种阙疑存慎、不盲从成说的解经立场,在宋末元初经学日趋固化、渐渐依附科举标准的时代环境里,显得尤为特别。后世研究元代四书学的学者,大多都要取资此书,借以观察朱学尚未完全垄断四书阐释之时,经学阐释所具备的弹性与多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