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赵汸撰，清康熙时期刊本，收入《通志堂经解》。赵汸，字子常，学者称东山先生，为元代后期专精《春秋》之学的经师，其经学承自黄泽，又与虞集交游问学，一生着力贯通三传，辨析《春秋》笔削义例，《春秋左氏传补注》是其《春秋》系列著作里重要的一种，与《春秋属辞》《春秋集传》《师说》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其解经体系。
此书的撰作宗旨，是补正西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赵汸恪守师说，确立以《左传》为根基、以杜预旧注为宗主的解经路径，认为《左传》详载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列国史事、赴告始末、策书旧体，能够提供鲁史原本的事实文本，是研读《春秋》不可脱离的依据，但《左氏》的局限在于偏重纪事，不甚明了孔子笔削褒贬的精微义旨；《公羊》《穀梁》专从经文书与不书之间推求褒贬条例，得圣人笔削一端，却疏于考证当时的史事背景，容易空立义说，脱离旧史。而杜预之注依附《左传》叙事，疏通文句、训释地理名物之功甚大，但是往往随《左传》的叙事立论，对于经文褒贬隐微之处多有缺略，未能充分发掘《春秋》书法。南宋陈傅良《左传章旨》，能够兼采《穀梁》义例，以义理推明经旨，恰好可以弥补杜注的这一重短板，只是陈氏又偏向《穀梁》，对《左传》所载史事有所轻忽。赵汸因此折中两家，取陈傅良之说补杜预注释所未详，再参用《公羊》《穀梁》二传当中稳妥可据的义说，纠正《左传》叙事、杜预注解里失当之处，力图兼顾史事记载与圣人笔削之义，使两派之长互相补足，义例可以触类贯通，对传、注各自的得失逐条加以辨析疏通，不偏守一家门户，在元明《春秋》学当中属于持论平正、不尚偏激的一派。
全书体例依从《春秋》经、《左传》原文次第，随经文、传文之下附以补注，不是通篇重作新注，而是针对杜预原有注解里阙略、可疑、义理未明的条目，引述陈傅良之说为主，兼采前代啖助、赵匡、陆淳以及宋代诸家的评议，再附以自己的考辨论断。每一条补注，先梳理史事脉络，再分辨经文书法的用意，区分哪些是鲁国旧史本来的记载体例，哪些是孔子后来加以笔削改定的褒贬，刻意把 “鲁史之文” 和 “圣人之义” 分开看待，这也是赵汸全部《春秋》学说的核心立场。书中对杜预《释例》散入孔颖达《春秋正义》、原本久已单行不传的情形有所留意，同时陈傅良《左传章旨》在元明之际流传稀少，很多说法只靠此书得以保存梗概，为后世考索宋代《春秋》古义保留了珍贵的文献线索。书中辨析内容涵盖诸侯会盟、征伐、薨葬、弑君、灾异、即位、归孙、地名、礼制、称谓凡例诸多门类，遇到杜预解说牵强、前后矛盾，或是《左传》叙事与经文书法难以相合之处，并不一味驳斥杜预，而是多方比对三传异同，斟酌取舍，力求解释通达，不刻意标新立异，也不盲从旧疏成说。
该本为康熙年间纳兰成德主持编纂刊刻的《通志堂经解》丛书本，《通志堂经解》汇集宋元诸家经解，是清初整理宋元经学文献的大型丛书，此本底本经过校勘，字体规整，在赵汸著作的流传谱系里属于早期重要刻本，后世四库本、其他翻刻本多以此本为参校源头。这部著作上承中唐以来兼通三传的学风，下启后世折中杜注、博考古义的治《左传》路径，既不同于专尊杜预、排斥公穀的古文学派，也不同于弃传求经、空谈义理的解经风气，对于理解元代《春秋》学如何衔接宋学、过渡到清代《左传》考据之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