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卷，元赵汸撰，清康熙时期通志堂经解刊本。本书是元代《春秋》学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义例专著，为赵汸承其师黄泽之学，积数十年研思而写成，与作者另外一部《春秋集传》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春秋学说体系。赵汸早年潜心探求《春秋》，先完成《春秋集传》初稿，之后由《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 一语得到启发，意识到历来诸家解经，大多混淆鲁国旧史原文与孔子笔削之后的经文，常常直接以固定凡例强套经文，既不能分辨史法与经义，也就难以窥见圣人寓于文字之中的拨乱反正之旨，于是另起框架，以属辞比事为核心方法，比对经文前后记载的详略、异同、取舍，梳理其间蕴含的义理，撰成此书。
全书以 “必先考鲁史策书之旧例，而后可以求孔子修经之笔削” 为总纲领，主张鲁国有史官记事的固有法式，也就是策书之例，而孔子修订《春秋》，并非凭空设立一套死板条例，乃是依托旧史，随事而有笔有削，以义为隐形之例，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格式，后世学者看到的种种义例，都是从经文行事痕迹当中归纳出来的。这一说法调和了两类旧说，既反对主张《春秋》全无义例、随意记事的看法，也不认同杜预以来单纯拘守预设凡例去逐条套解经文的路数，在宋元《春秋》学脉络里自成一路。赵汸取杜预《春秋释例》、陈傅良《春秋后传》两家之长，又订正两家疏漏，将全书义旨划分为八大篇目，分十五卷次第铺陈。第一篇存策书之大体，占前七卷，专门梳理鲁国旧史常规的记事体例，区分哪些文字属于史官原本的记录，属于有笔无削、保留旧文的部分，是全书根基；第二篇假笔削以行权，第八、九卷，讨论孔子改动、删削旧文，依托记事来寄托褒贬、权衡世道的笔法；第三篇变文以示义，第十卷，考究经文改换字句、调整措辞来暗含褒贬抑扬的情形；第四篇辨名实之际，第十一卷，辨析名号、称谓、事实之间离合异同所承载的评判；第五篇谨华夷之辨，第十二卷，阐释经文内外、诸夏与夷狄之间的书写分寸；第六篇特笔以正名，第十三卷，记录孔子特意使用特殊笔法，端正名分、匡正纲常的经文；第七篇因日月以明类，第十四卷，辨析经文记载或不记载月日，用来区分事类轻重、善恶等差的义理；第八篇辞从主人，第十五卷，解说经文沿用赴告原文、依当事一方说辞记录的史法。每一篇之前都设有小序，总括本篇宗旨，再逐条罗列经文事例，相互参证比较，把分散在二百四十二年经文当中同类、相反、可以对照的事迹串联排比，疏通历来注家纠结难解、争执数百年的疑难条目。
此书成于元至正年间，赵汸生前未能完全定稿，身后由其弟子倪尚谊整理完善，明代有夏镗校刻本流传，清康熙年间纳兰成德辑刻《通志堂经解》，即以此明刻本为底本收入丛书，也就是这个康熙通志堂刊本。通志堂写刻精工，字体秀雅，是清代早期经部丛书中名声显著的版本，后世四库全书收录《春秋属辞》，亦以通志堂本作为底本缮写，因此这个版本在版本传承链条上位置关键，流传也广。
在学术影响上，此书跳出公、谷、左三家门户之争，不偏守一传，重在厘清史法与经义的分界，建立起一套以比事属辞为中心的解经范式，深刻影响了清代常州公羊学派，庄存与撰《春秋正辞》，就直接受到赵汸《春秋属辞》启发。后世经学家评价它义例条理清晰，考证踏实，不再空谈褒贬，而是紧扣经文文本的措辞差异去推寻大义，在宋明《春秋》义理之学转向实证考索的过程当中，是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元代徽州经学、黄泽与赵汸一派春秋学说不可缺少的核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