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张以宁撰，清康熙时期通志堂刊本
本书为经部春秋类典籍，是明代初年专门辨析《春秋》开篇 “春王正月” 这一核心议题的经学著作，全书分为《春秋春王正月考》正文一卷、《辩疑》一卷，合为二卷，被纳兰成德收入《通志堂经解》，是元明之际《春秋》历法与正朔之辨里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作者张以宁，字志道，福建古田人，早年于元代泰定年间登进士，官翰林侍讲学士，入明之后依旧供职翰林院，一生专治《春秋》，凭借《春秋》之学成名，另有篇幅浩繁的《胡传辨疑》，只是原书后世散佚无存，唯有这部《春秋春王正月考》完整流传下来。此书动笔已久，却迟迟未能定稿，直到洪武二年他奉命出使安南，在安南居留的半年多时间里，才完成全部撰写，是他经学思考沉淀之后的定论之作。
全书围绕《春秋》经文 “元年春王正月” 展开，核心争辩主题，就是《春秋》究竟采用周正还是夏正，辨析历代聚讼已久的 “夏时冠周月” 一说。在汉魏至唐初，儒者大多遵从《左传》“王周正月” 的记载，认定周正建子，《春秋》经文所书正月即是周天子颁行的周历正月，这一说法长久没有大的争议。到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当中率先提出异论，主张《春秋》使用夏正，当时附和者寥寥。及至北宋，程颐取《论语》“行夏之时” 一语立论，之后胡安国注解《春秋》，正式建立 “夏时冠周月” 的学说，认为《春秋》记载的时令是夏代四时，纪月却沿用周历月份，以夏时套在周月之上，元代程端学撰写《春秋或问》，又继续阐发、固守这一说法，援引典籍多方佐证，使得这一学说在元明时期广为流传，门户之见渐深，分歧愈发繁杂。张以宁作此书，主旨便是系统梳理文献证据，逐条辩驳胡安国一脉的主张，重新申明《春秋》本经所用为周正，周王朝改正朔之时，时与月一并更改，周历以建子之月为岁首，同时也以此月为春，经文的 “春” 就是周历之春，并非借用夏时来冠名周月。
正文一卷当中，作者广征群经与史籍文献，取《春秋》三传、《周易》《诗经》《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兼采《史记》《汉书》《后汉书》当中的历法、正朔相关记载，排比经文与古史记载，层层推证。他区分 “时” 与 “月” 两个概念，论证夏、商、周三正各自有对应的四时体系，夏以建寅为春，商以建丑为春，周以建子为春，四时之名跟随王朝正朔同步变更，不会出现时、月分属两套历法的情况。他同时辨析《周礼》所载 “正月”“正岁” 两名的含义，说明周制本身便有两套纪时体系并行，皆属于周天子的王制，佐证周正建子的制度本源，并且针对左氏记载的可信度作出讨论，认为周王朝的正朔是天下共知的典制，左氏距离春秋时代不远，不至于在这样根本的制度问题上出现重大误记，从义理与史实两个层面瓦解 “夏时冠周月” 的立论根基。
《辩疑》一卷，则是专门设置问答，回应当时学界各种各样的诘难，是正文的补充与延伸。其中最核心的篇目为《冬不可以为春辨》，专门回应世人最常提出的质疑：建子之月对应后世夏历十一月，属于寒冬，何以周人会将此月称作春？张以宁申述这一主张接续朱子晚年定论，认为四时的名号本就依附王朝正朔而设立，斗柄所指有固定方位，三王改制，岁首迁移，春的起点随之变动，不能以后世熟悉的夏正物候标准，去衡量周历的四时定名，又附论改正朔不改月数的相关辨析，梳理前代各家说法当中逻辑矛盾之处，把辩论当中细碎、反复的疑问逐一拆解，补足正文没有展开辨析的难点，使得整套学说更加完整周密。
这部书在《春秋》学史上地位突出，是明初扭转胡安国《春秋传》一家独大局面、专门针对正朔历法议题的重要专著，后世不少研治《春秋》历法的学者，都十分看重此书的论断。同时此书也带有时代局限，作者论证过程当中采信了后世认定为伪书的《古文尚书》作为关键论据，并且未能充分留意春秋时代列国历法并不统一的史实，宋国沿用商正、晋国史籍多用夏正，诸国各自有其纪时习惯，经传当中部分月日差异，根源在于列国历法不一，这一层本源问题，书中未能深入发掘。
此清康熙通志堂刊本，由纳兰成德汇刻《通志堂经解》时收录刊刻，是该书早期重要的通行版本，版式规整，经文与辩说文字条理清晰，保存了张以宁此书完整的二卷结构，和后世四库写本源流一脉相承，是研究元明《春秋》经学、三正历法之辨、胡传批判脉络的基础善本，也是考察明初经学风气、张以宁个人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原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