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卷，宋陈傅良撰，清康熙时期通志堂经解刊本。
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学者称止斋先生，南宋温州瑞安人，为永嘉学派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师承薛季宣、郑伯熊，又与吕祖谦、张栻交游论学，兼取浙东史学与理学之长，治学重经世、察时变，不尚空疏玄谈。陈氏平生研治《春秋》用力最深，本编与其另外所作《左氏章指》互为表里，《左氏章指》久已散佚，唯有这部《春秋后传》完整流传至今，是南宋《春秋》学当中极具特色的一家著作。全书依《春秋》十二公次第分卷，循鲁史纪年逐事阐发经义，以《左传》所载史实作为根基，同时参酌《公羊传》《谷梁传》两家之说，不拘泥于三传门户之见，建立起一套以世变观经义的阐释体系。
宋代治《春秋》者，多承袭啖助、赵匡以来的路数，偏重寻绎褒贬凡例，执着于一字一句之间挖掘微言，把《春秋》看作一套固定的书法条例。陈傅良对此风气多有修正，他并不否定《春秋》存有笔削深意，但反对把所有记载都强行套入褒贬成例，不赞成时人过度穿凿附会的解经方式。他提出核心的治学主张，即以传之所书，推明经之所不书，以经之所不书，印证经之所书；他认定《左传》保存了鲁国旧史的原始面貌，经文当中不予记载的内容，很多正是孔子删修之时刻意裁汰、隐寓取舍之处，“不书” 本身也是《春秋》笔法的一部分，要理解圣人之意，不能只盯着经文记录下来的事件，更要对照史迹，体察经文取舍之间的用意。
全书最鲜明的特点，是把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历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顺着时代推移观察王道、霸业、夷势的消长变化，以世变来统摄经义。第一阶段为隐、桓、庄、闵之世，周王室尚有威权，诸侯行事尚且顾及天子的号令，尊王的根基还没有完全崩塌；第二阶段是僖、文、宣、成之世，齐桓、晋文相继称霸，霸主号令凌驾于王室之上，诸侯渐渐不再尊奉周天子，王道陵迟，霸业兴起；第三阶段为襄、昭、定、哀之世，晋霸衰落，楚、吴、越相继崛起，夷狄势力深入中原，诸夏格局持续崩坏，直到《春秋》绝笔于获麟。在陈氏看来，不同阶段的世道形势不同，孔子寄托在经文之中的评判重心也随之转移，隐桓之际多借郑国之事发特笔，襄昭定哀之世多依托齐国史事寄寓褒贬，读经不能用同一套标准去衡判二百余年所有史事，必须放在当时的局势之中体察得失。这一思路承接永嘉学派务实的史学取向，把《春秋》从单纯的褒贬义例之书，转变为一部记载王霸升降、礼制兴废、天下治乱的历史大典，重在考察制度、邦交、征伐当中的利害得失，贯通经术与治道，体现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
书中对朝聘、会盟、征伐、弑君、纳邑、迁国、军制、公室盛衰等各类史事逐条辨析，梳理鲁国内部三桓专权、公室瓦解的脉络，辨析列国之间盟誓的真伪、征伐的曲直，分辨夷夏进退的边界，重新讨论传统尊王攘夷论题在不同时局下的内涵。他论事注重前后关联，采用属辞比事的方式，排比同类记载，对比措辞先后，推寻圣人取舍的分寸，很多论断跳出前代儒者的固有框架，多发前人所未言。同时书中也保留了宋代《春秋》学共有的价值立场，坚守尊王、正名、严君臣之分的大义，只是不再把大义简化为几条死板的凡例，而是扎根史实，在变局之中申明纲纪。
根据书末门人周勉的跋文记载，陈傅良撰写此书，临近定稿之时身染重病，书稿还没有最终厘定，急于求书的门生雇人先行抄写，已经删改废弃的文稿条目还有残帖混杂在正文之内，计划增补订正的内容反而被抽去，后世流传的版本，已经不是作者亲手审定的完稿。这一点也成为后世学者考察此书文本时需要留意的地方。
此本为清康熙年间纳兰成德辑刻《通志堂经解》所收刊本，底本源自旧抄，参校前代勤德堂元刻本整理上版，是这部典籍流传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版本。后世四库本以及近代多种整理本，大多以通志堂本作为底本或者重要校本。通志堂刊本保存了楼钥所作序文、周勉的跋语，完整保留原书十二卷的篇目次第，版式依循经解丛书的体例，文字经过清初校勘整理，在宋元旧本多有残缺讹脱的情况下，成为流传最广、取用最多的版本。
在《春秋》学发展脉络当中，陈傅良这部著作位置十分重要，元代赵汸品评宋代诸家《春秋》学说，对止斋之说评价极高，认为陈氏抓住了研读《春秋》的关键法门。它与吕祖谦《左氏传说》并为南宋浙东《左传》学的双璧，一同开启了侧重史实、会通时变的解经路径，对元明两代《春秋》研究者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今人考察永嘉学派的经学思想、宋代浙东史学的义理取向，以及两宋《春秋》学从义例之学转向史事之学的演变过程，《止斋先生春秋后传》都是不可缺少的核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