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卷为唐代楷书碑刻拓本，内容是通行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由晚唐大书法家柳公权书写，是现存年代最早、最为可靠的柳公权书法原始文本，亦是海内外仅存的唐拓孤本。 刻石完成于唐长庆四年（824），此时柳公权四十七岁，正值书法艺术步入成熟阶段。经文由柳公权楷书誊写，强演、邵建和镌刻碑石，原石分为十二幅横碑，碑文每行十一字。原碑在宋代损毁，后世所有翻刻本均以此敦煌唐拓为源头。
拓本为卷轴形制，硬黄纸墨拓，首尾完整、文字基本无缺，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重要文书。1908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将此拓本携往法国，永久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书法层面，这件作品属于柳体楷书早期典范，区别于后世《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更为雄强硬瘦的面貌。用笔精谨瘦挺，劲健之中保有温润秀逸之气，结体修长缜密，中宫收紧、四面舒展，兼取初唐楷书秀雅气质与北碑骨力，能够清晰看到 “柳骨” 书风形成的演变轨迹，是研究柳公权楷书发展脉络无可替代的实物。
经文文本选用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开篇即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记述佛陀与须菩提之间关于般若空义的对话，宣讲无相、无住、破相的大乘佛学思想。在唐代，《金刚经》流传极广，士大夫与信众常书刻此经祈福，柳公权奉诏书碑，也是中晚唐文人参与佛教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
在文献与文物价值上，该拓本保存了唐代拓印工艺原貌，拓墨匀净，字迹清晰，未经后世翻刻篡改，相较明清各类重刻本，最大程度保留柳公权原作笔法与字形。作为流失海外的国宝级碑拓，它既是唐代书法史、佛教传播史的核心材料，也是敦煌文书体系内最重要的书法拓本，历代研习柳体楷书，无不以此卷作为首要参考范本。
国内长期仅依靠影印资料开展研究，原件长期典藏巴黎，难以公开展出。近代以来诸多柳体字帖、临习范本，其底本源头均出自这件敦煌唐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