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太上感应篇引经笺注》，清惠栋笺注。惠栋，字定宇，号松厓，江苏元和人，清代吴派汉学的核心代表学者，惠氏三代经学相传，世称红豆三世。此书是乾嘉大儒惠栋传世的特殊笺注作品，上卷开篇即题 “东吴惠栋定宇笺注”，全书分为上下两卷。
此书的写作缘起于雍正初年，惠栋母亲身患重病，惠栋侍奉汤药，同时向神明祈愿，发愿为《太上感应篇》作笺注，祈求母亲病体安康，后母亲病情好转，惠栋遂完成这部笺注，初稿草成之后，长久未曾刊刻，直至乾隆十四年惠栋才为本书撰写自序。惠栋离世之后，书稿长期以抄本流传，并未及时雕版，直到清嘉庆三年嘉定县才出现初刻本，由钱大昕（竹汀）主持刊行，钱大昕为这部书稿做过校订，这个嘉定初刻本版式和钱氏潜研堂文集的刻印风格相近，后世诸多翻刻本，大多渊源于此版本。
《太上感应篇》本是道教劝善名篇，旧代注解多掺杂神异故事、世俗灵验传说。惠栋作为恪守汉学的经学家，打破既往通俗注解的路数，以儒家六经为本，为全文逐句做笺释。每一条经文之下，优先征引《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以及《论语》《孟子》等儒家经传原文，再附以自己的笺释考辨，除儒家典籍之外，广采两汉魏晋史传、诸子文献，兼及早期道教典籍，以训诂考据的汉学方法疏通字义、追溯典故，剥离民间流传的荒诞神秘的附会，把这部善书的义理归向传统儒教的修身劝善思想。惠栋不侧重渲染祸福报应的灵异情节，重在发掘文本当中劝诫修身、慎言慎行、修德立身的内涵，把善恶感应的思想和儒家修身齐家、天道祸福的义理相互打通，在清代众多《太上感应篇》注本之中独树一帜，被当时士林视作可以羽翼六经的注解。
惠栋生前，这部书稿只在少数友人之间传抄，没有公开流通，钱大昕得到抄本之后，十分看重这部著作，刊刻行世，但是初刻流传不广。后世又有朱锡庚的重刊本，和嘉定本内容大体一致。日本汉学界对这部书十分重视，昭和四十五年，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得到此书版本，为之撰写跋文，对惠栋的学术、此书的版本源流做细致考辨，评价惠栋身为吴地经学冠冕，博考旧籍，援据儒经注解此篇，用意勤恳，和戴震治学路径各有侧重。中文出版社后来出版的排印本，就将吉川幸次郎的跋一并收录。
全书的笺注体例严谨，卷上开篇，惠栋就广引《春秋传》《曲礼》、陶弘景注、黄老诸家旧说，辨析 “太上” 名义，考证文本源流，先厘清名号、来历，而后才逐段疏解经文。笺释之中，既有字词训诂，又有义理阐发，间或征引前代注家的说法加以辨析取舍。惠栋借笺注，阐发自身对于德治、修身、善恶祸福的理解，既尊重原书道教文本属性，又处处以儒家经义作为权衡标尺，不流于世俗劝善书的浅薄说教。
版本流传方面，除清嘉庆嘉定初刻本，后世还有同治年间重刻本，多种抄本传世，日本也收藏有旧抄本。后世编刻的《太上感应篇集传》，也收录惠栋的这份笺注，与俞樾缵义、姚学塽注合编。过去部分目录曾经对本书作者时代产生怀疑，经过钱大昕、吉川幸次郎等人考订，可以确证是惠栋本人的作品。这部作品既可以用来研究《太上感应篇》的诠释史，同时也是研究惠栋本人思想，观察乾嘉汉学大儒如何看待劝善善书，探究清代儒道思想交融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