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注疏(明嘉靖时期李元阳福建刻.隆庆二年重修刊本)



此本为明代福建李元阳所刻整套《十三经注疏》中之第十一种,后世习称闽本、嘉靖闽本,是经学史上第一部篇目完备的《十三经注疏》合刻丛刊内的组成部分。李元阳于嘉靖年间巡按福建,偕同福建提学佥事江以达,取元刻明修十行注疏本为底本,重新校勘雕版,刊刻于闽地,整套刻成之后,版片长期存于福建,经年累月,木版磨损、漫漶、残缺渐多,至隆庆二年,主事者对原有书版进行剜改、补刻、重修,刷印行世,遂形成这一嘉靖初刻、隆庆重修的递修本,是元十行本系统流向晚明诸多经疏刻本的关键中转版本。

全书正文为《孝经》经文,以唐玄宗御注为注,邢昺奉诏所作《孝经正义》为疏,三者合编为注疏本。《孝经》是儒家论说孝道根本的核心典籍,以孔子与曾子问答的形式铺陈义理,分十八章,统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之孝,兼及孝与治国、立身、事亲、敬君、教化、刑律的关联,将孝视作人伦之根基、王教之源头。唐玄宗天宝年间御注《孝经》,参校前代郑玄、孔安国等多家旧解,删繁择善,定今文十八章之本,颁行天下,又刻石台《孝经》于长安,成为唐代官方定本。北宋邢昺奉敕领衔校定义疏,在唐元行冲旧疏基础上重加厘订,博引群籍,疏通玄宗御注,辨析旧说异同,补正疏漏,调和汉魏古训与唐宋义理学风,把经文、御注之中的名物、礼制、章句次第层层阐发,兼顾训诂考据与义理发挥,定稿之后编入官修经籍,后世合刻本遂题为《孝经注疏》,一并纳入十三经体系之中。

此闽本改元本半叶十行的旧式,定为半叶九行,经文大字单行,注文中等字单行夹于经文之下,疏文小字双行附列其后,以标识区分经、注、疏三层文本,眉目清晰,便于读诵研习,卷首保留校刊题名,刻工为福建本地良工,字体端整,刀法稳健,版式规整,是明中期官刻经书的典型面貌。校勘层面,李元阳等人对底本中脱字、衍文、讹字、倒句多有校正补缀,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元十行本长期递修累积的文字弊病,但受限于当时所能见到的善本资源,校改之中也存在凭理臆改、新增讹误之处,并非全无瑕疵。

在版本源流链条上,此本上承元泰定年间合注疏刻本,下启万历北监本、崇祯汲古阁毛氏本,清代武英殿本、阮元南昌府学本也都间接或直接受到闽本系统文本的影响。阮元汇刻《十三经注疏》时,所据底本已是多次翻修的元十行本,其中《孝经注疏》一叶元版俱无,源头正是这一路明人翻刻重修之本。隆庆重修之后,此本有多次后印,海内外多家公私藏书机构都有皮藏,部分藏本留存有清人批校、题跋、藏印,是清代朴学学者校勘《孝经注疏》时经常取用的重要校本。

从经学史价值来看,李元阳闽本的出现,标志着《十三经注疏》终于形成一套完整稳定的合刻形态,改变此前各类经疏散刻、《仪礼》等篇目配本不全的局面,嘉靖至隆庆这一递修本,是明代中后期士人、书院、官学获取全套十三经注疏文本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推动注疏之学在嘉靖之后再度复兴,不只是文献传刻的载体,也反映出明中期官方与士大夫群体重振经学、以经义教化世道的学术取向。和后世北监本、汲古阁本相比,闽本更贴近元本旧貌,保留了不少元刻本的文本特征,在版本比对、异文考订、梳理《孝经》注疏文本流变的工作里,拥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是研究《孝经》学、十三经版本学、明代福建出版史都无法绕开的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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