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张栻撰,清康熙时期通志堂刊本
本书亦名《癸巳孟子说》,是南宋湖湘学派代表学者张栻的经学代表作,与《癸巳论语解》互为姊妹篇,也是宋代四书学兴起阶段极具代表性的义理解经著作。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和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师承胡宏,承接二程理学脉络,讲学于岳麓书院,构建起湖湘之学的理论体系。此书始作于乾道四年戊子,初稿草成之后,作者历数载反复修订删润,至乾道九年癸巳方才定稿缮写,所以题名冠以癸巳,定稿之后在南宋中后期便已流传,元明之间传本时断时续,到清代初年,纳兰成德汇编《通志堂经解》,将此书收入,镂版刊行,也就是这一部清康熙通志堂刻本。该本为写刻精刊,字体端整,保留了宋儒解经文本的旧貌,是后世研读、校勘张栻此书最重要的早期善本之一。
全书共七卷,依照《孟子》原书篇章次第逐章解说,不重名物训诂、文字考据,完全走宋代理学义理阐发的路径,摒弃汉儒笺注繁琐支离的习气,以发明孟子心性、王道、义利之学为核心,依托程颢、程颐的性理框架,又融入湖湘学派独有的为学宗旨。在心性论层面,书中着力阐扬孟子性善之旨,主张天命之性纯粹至善,仁义礼智都是人性本有的内涵,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是本心自然发露;人之所以有恶,并非性本身有不善,而是受气质、私欲遮蔽牵绊,本心不能显现。书中辨析天命、性、心三者一体异名的关系,天命是理之本然,禀受于人便是性,主于一身、能够知觉应事的即是心,心统性情,学者的功夫,就在于体察本心发见的端倪,在一念发动处省察存养,守住天理,克制私欲。这一套察识涵养的工夫论述,是湖湘学派修养论的集中体现,和朱熹后来主静持敬的路径既有对话,又有重要区别。
全书着墨最多、议论最激烈的论题,是义利之辨与王霸之分,也是张栻有感于南宋偏安的时局而发。他提出义利之别只在一念趋向之间,循天理之公便是义,徇一己私计便是利,仁义本身是无所为而然,若怀着求利、求功效的心去行仁,便落入利的一边。王霸之别,以德服人、发政施仁、以民心为本便是王道,依靠权势武力、胁迫他人服从便是霸道。他借孟子交邻、伐燕、制民之产诸章的解说,讨论立国、外交、安民的准则,批评当时朝廷苟且求安、急功近利的治术,主张人君当以修德爱民为根本,先养民,再教化,让百姓有恒产而后有恒心,完整发挥孟子仁政的治理思想。书中论君臣关系、出处去就、士人的立身操守,同样以道义为标尺,强调士人不可随波逐流,不能为爵禄得失动摇本心。
书中同时展开对儒家道统的接续论述,认为孟子在战国邪说横行之时,辟杨墨、距诐行,把孔子不传的王道心性之学重新彰显出来,《孟子》一书,就是拨乱反正、存天理、遏人欲的典籍。张栻解经之时,常常打通《论语》《大学》《中庸》与《孟子》的义理,相互印证,引二程语录相发明,但并不盲从旧说,很多地方自出判断,和朱熹往来论辩,留下了南宋理学内部交流切磋的重要思想记录。他不掺杂佛老空寂之说,坚守儒门实学,强调为学不能悬空谈性理,心性修养最终要落到日用伦常、治国安民之上,学问必须见之于行事。
在经学史上,这部著作标志湖湘学派四书体系的成型,推动《孟子》从子书升格为经、确立四书义理规模。通志堂这一康熙刊本,汇聚在大型经学丛书之中,把久已流传不广的宋儒解经文献重新整理传播,清代中后期诸多刊本、四库本,都以通志堂本作为重要校勘底本。它既可以单独窥见张栻个人完整的理学体系,也可以用来考察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朱、张、吕三家学术互动的脉络,是研究湖湘学、宋代孟子学、宋代理学工夫论不可缺少的原始文献。文本风格平实恳切,不事雕琢,以讲学开导的语气层层剖析义理,和偏重训诂的古注形成鲜明对照,集中呈现了南轩之学重本心、重察识、重义利抉择、重王道实事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