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敕编，清雍正内府刊本
成书背景
此书成书缘起于雍正六年（1728）的曾静投书案。湖南儒生曾静受晚明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影响，派遣弟子张熙投书陕甘总督岳钟琪，列举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策动岳钟琪起兵反清，随即被官府逮捕归案。雍正并未将曾静即刻处死，反而借这一案件，将君臣审讯往来、皇帝辩驳上谕、案犯口供供词汇辑成书，意在向天下辩驳民间流传的宫廷流言，重构华夷秩序理论，论证清王朝统治的天命合法性。全书于雍正七年至八年（1729‑1730）汇编完成，由朝廷刊刻，颁行全国各府、州、县学，要求官绅士子诵读学习，作为官方教化典籍。
全书内容与卷次结构
全书凡四卷，收录雍正帝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人供词二篇，卷末附有曾静悔过之作《归仁说》，体裁上以皇帝谕旨、审讯笔录、案犯供词交织而成，多采用问答辩驳的行文形式。
- 卷一：开篇即刊载雍正的长篇上谕，核心阐发 “华夷之辨” 新论。驳斥传统儒家 “严华夷之防” 的旧说，提出判断天下君主的标准在于德行天命，而非地域种族，上天眷顾有德之人，即可君临四海，满洲入主中原乃是天命所归。同时针对民间流传的宫廷流言，逐条回应舆论质疑，此卷也包含曾静十三条口供，记录曾静思想转变，交代其受吕留良著作蛊惑的思想来源。本次图片即为卷一开卷部分，开篇上谕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懽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正是全书立论的总起，辨析天下有德者居之，消解华夷对立，同时引出对君臣伦理、王朝正统的论述，后续接续谕旨辩驳民间关于雍正继位、皇室内部冲突的各类传闻。
- 卷二：收上谕一道，曾静供词二十四条。继续延展华夷之辨的论述，集中批判吕留良的著述思想，辨析君臣大义，申明臣民不得怀叛逆之心。借曾静的供词，展现其思想的彻底转变，批判吕留良著作当中的夷夏大防言论，申明清王朝统治带给百姓的实际治绩，对比明朝末年的乱象，论证清朝统治的优越性，反复申明天下一家，不可以地域区分中外。
- 卷三：收录上谕五道，宽宥曾静的谕旨，曾静供词八条，张熙供词两篇。此卷大量涉及宫廷内部传闻的辩驳，针对民间传播的雍正篡立、迫害兄弟、对待太后的种种流言，雍正以大段谕旨自述宫廷经历，陈述康熙末年储位旧事，辩白自己的为人与即位过程，解释处置宗室诸王的缘由，为自身行事做辩护。同时记录审讯张熙等人的笔录，厘清案件传播链条，辨析吕留良思想流毒的危害，区分首犯吕留良与被蛊惑的曾静，申明宽赦曾静的理由。
- 卷四：以曾静《归仁说》收尾，是曾静彻底悔过的总结文章。文中忏悔自己过往的反清思想，颂扬清朝天命与雍正的圣德，自我剖析受吕留良书籍误导的过错。全书借案犯的忏悔，完成教化宣示，以叛逆者的自我否定来印证朝廷的理论。
思想主旨
本书两大核心议题，其一为重新诠释华夷正统观，打破传统 “华夷内外” 的种族界限，提出 “有德者即为天下之君”，天命只看德行，不看地域族群，以此论证满洲作为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具备正统合法性，消解汉族士大夫心中的夷夏隔阂。其二为辩白宫廷舆论，针对社会上广为流传雍正弑父、逼母、残害手足等各类小道传闻，皇帝亲自公开辩驳，借官方文书的形式向全国澄清流言，巩固皇权的舆论根基。同时严申君臣纲常，批判吕留良遗著的思想危害，推行思想教化。
版本流传与命运
此本为雍正朝原刊本，字体为标准清代内府仿宋写刻，版式规整，黑口，四周双边，是该书最早的刊刻形态，成书之初朝廷下令全国学宫庋藏，要求各地士子阅读。然而雍正去世之后，乾隆即位，认为此书公开大量宫廷秘闻，反而扩散了原本想要禁绝的流言，于乾隆元年立刻下诏，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严禁民间留存流传，曾静、张熙也随即被乾隆处死。
此书在国内遭大规模禁毁之后，清代中后期国内完整原刊本存世稀少，部分刊本流播海外。直至清末，海外藏本传回国内，才重新被学界所重视。虽然在清代被列入禁毁，但是作为清代极特殊的原始史料，书中保存雍正朝官方上谕、审讯口供、思想辩论，既可以研究雍正朝的思想管控、文字狱，也留存大量难得的宫廷社会舆论史料，是研究清代前期政治史、思想史不可或缺的一手文献。
文献价值
该书不同于一般官修史书，它是皇帝亲自下场与民间非议进行思想辩论的特殊汇编，完整保留了统治阶层对于华夷正统、君臣伦理的官方阐释，同时原样记录民间流传的皇室传闻，提供了民间社会对清廷的真实舆论样本。原雍正刊本作为初刻本，保存了未经删改的原始文本，相较于后世辗转抄本，版本价值极高，为后世研究曾静‑吕留良案、雍正朝政治与满汉思想冲突提供直接原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