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经问对([通志堂经解]五卷.元.何异孙.撰.清康熙时期刊本)



著者:何异孙(元代)
版本:清康熙时期刊本,收录于《通志堂经解》,全书共五卷

此书是元代中后期以问答体写成的经学讲义,取十一种儒家经典设为问目,逐一辨析经文大义、训诂字义、各家异同,是宋学向元明经学过渡阶段颇具代表性的著作。书中所说十一经,包含《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尚书》《诗经》《周易》《周礼》《仪礼》《礼记》,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单列出来,和其余诸经并举,体现出朱子学兴盛之后,四书地位抬升、与五经并重的时代特征。

全书通篇采用一问一答的体例,模仿先儒语录、讲学答问的形式,不是逐字逐句的经文注疏,而是选取学者研习经典时最容易疑惑、争辩不休的论题展开讨论。提问多针对经文中的疑难字句、制度名物、史实矛盾、各家注解分歧,答语融会朱子以及宋代理学诸家之说,同时参酌古注,折中取舍,意在扫除读经障碍,给初学经学之人搭建一条贯通群经的门径。何异孙立论的根基以朱熹学说为主,很多观点直接承袭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书集传》等书,但并不一味盲从,遇到宋儒说法有疏漏、和古制不合之处,也会引旧说加以补正,偶尔提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不死守一家门户。

在内容排布上,先论四书,后及五经,次序安排反映当时的读书次第,主张先明心性义理,再研礼乐、诗书、象数、典章制度。谈及《周易》,重在辨析卦爻大义,区分义理之《易》与象数图书之说,对当时流行的河图洛书之说审慎辨析;论《诗》,辨析风雅颂之旨、赋比兴之义,讨论诗篇的时代背景与诗教内涵;论《尚书》,重点梳理今文古文的纠葛、典诰誓命的文义,考究上古政事;三礼部分是全书用力很深的地方,细致辨析周礼官制、仪礼节文、礼记中的礼义,厘清三代礼制沿革,区分礼之 “仪节” 和礼之 “义理”,纠正后世对古礼的简化误解;《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部分,围绕心性、仁、义、诚、慎独、格物致知等理学核心概念层层推阐,疏通朱子注解里比较深奥的地方,把义理讲得通俗明白,适合讲学传授。

作为元代经学著作,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两宋经学崇尚义理,长于阐发心性,训诂考据相对简略,很多疑问悬而未决。何异孙身处元代,承续宋学脉络,又留意训诂、名物、史实,试图调和义理阐发与文献考据,兼顾义理和实据。他不追求雕琢文辞,行文质朴平实,问答往复层层递进,很多问题都是当时书院讲学、士人读书时常常争论的实际问题,不是空泛的理论发挥。书中还常常打通诸经,用一经的记载去佐证另一经的说法,把分散在各经当中相关的制度、史实、义理相互参照,建立起贯通十一经的经学体系,这也是此书取名 “十一经问对” 的用意。

清代康熙年间,纳兰性德汇刻《通志堂经解》,将这部元人经解收入丛刻,使它得以流传。元人经学著作传世数量不算很多,不少讲义类文献散佚失传,《十一经问对》依靠《通志堂经解》的刊刻保存下来。它既可以窥见朱子学在元代传播、普及、调整变化的样貌,也能看到元儒如何整合四书五经体系,平衡义理探求与经典文献考证。和那些卷帙浩繁、考证精深的注疏相比,它偏向导学、启问,有着讲义性质,适合用来观察宋明之间经学风气的流转,对于研究元代书院教育、儒家经典传授体系,以及四书升格之后的经学格局,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此书五卷之内,问答条目繁多,论题大小兼有,大到王道政教、性命本原,小到一字训释、一物一名,都在讨论范围之中。作者行文不求新奇立异,以解惑明经为宗旨,立论平实,虽在考据精审程度上不及后世清儒,但是保存了大量元代学人的经学见解,保留了很多宋末元初经说的面貌,很多不见于他书的折中观点,都赖此书留存。后世研治元代理学与经学史的学者,多取此书,用来考察朱子学说在地方讲学中的传播形态,以及元儒对于群经的整体理解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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