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经蠡测》是明初经学著作,由蒋悌生撰写,全书六卷,收录于纳兰成德汇编的《通志堂经解》之中,此本为清康熙年间通志堂原刻本。作者蒋悌生,字叔仁,福建福宁州人,洪武初年以明经出身,担任州学训导。这部书稿的写作始于元末战乱之时,蒋悌生为躲避兵祸隐居蓝田山谷,在困顿流离之间研读五经,但凡读到先儒旧说有不能契合本心、存疑难通之处,便反复推求经文本来旨意,参核各家说法,随手记录读书心得,积久成稿。书稿并非刻意定稿,只是平日随读随记的札记汇编,所以取名 “蠡测”,取自以蠡测海之意,是作者自谦学识浅陋,仅以一己管见窥探经义,不敢自诩贯通大道。洪武三年,蒋悌生为书稿自作序言,自述自幼读经便常怀疑问,苦于缺少师友当面辨析,到老才将零散笔记整理成编,只希望留给后世同样潜心研经之人参考,并非想要轻议前贤、自立新说。
全书题名五经,原本计划遍释《易》《书》《诗》《礼》《春秋》,但是在流传过程中,《礼记》一编的原稿已经彻底散佚,其余四经文本也存在局部脱漏。现存六卷的篇目分配为《周易》一卷、《尚书》一卷、《毛诗》三卷、《春秋》一卷,《诗经》部分篇幅最多,阐发最为详尽,《周易》与《尚书》次之,《春秋》的解说内容最为简略。直到明嘉靖十七年,浮梁闵文振修纂州志的时候,才从蒋氏后人蒋宗雨那里访得这份旧稿,为之作序,初次雕版刊刻,后世传本依旧沿用《五经蠡测》这个旧书名,保留作者最初的命名。书稿本身属于未加整齐润色的草稿,全书体例并不统一,有的地方直接抄录经文原文,有的只标注章句篇目,有的以大段文字展开论说,也有采用夹注随文疏解的形式,行文长短错落,没有固定的格式规范,从文本形态上,也能够看出它是避难山居、随手笔录而成,并非精心撰写的经学定本。
在解经的学术取向之上,蒋悌生大体承接宋儒义理经学的脉络,却并不盲从程朱一派的定论,不局限于门户之见,能够在各家说法之间权衡取舍,自立判断。解说《周易》之时,他常常对照斟酌程颐《伊川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两种主流注解的异同,对于卦象、爻辞、大象、阴阳交感、乾坤大义等议题逐一辨析,既有认同宋儒的地方,也有跳出旧说重新阐释的观点,部分论断立意正大,也有一些解读偏向引申发挥,难免存在穿凿附会之处。阐释《尚书》,则多针对蔡沈《书集传》提出商榷与订正,对《大禹谟》《洪范》《太甲》等核心篇章里的圣学心法、治道纲要、训诰大义细致梳理,辨析人心道心、舍己从人等关键文句的内涵,留意经文里政教与仁民的宗旨。《诗经》三卷是全书重心,蒋悌生对风、雅、颂的体制、赋比兴之义、诗篇创作背景、诗序的相关问题反复讨论,区分国风、小雅、大雅在表达功用上面的差别,辨析托物起兴与比喻之间的界限,细致推求诗人原本的情志,不偏执于某一家诗说,力求持论平正。《春秋》一卷篇幅最少,仅仅选取寥寥数条经文加以阐发,并不一味依从胡安国《春秋传》的褒贬框架,侧重从史实与情理之中体察经文的笔法。
这部书处在元明经学交替的节点,早于永乐年间官修《五经大全》颁行天下,没有受到科举定本的束缚,是元明之际少数能够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的经学著述。因为成书于深山避乱之时,藏书匮乏,缺少丰富文献可供比对,所以它的长处在于义理上的体悟思辨,而训诂考据、广征博引并不是它的优势。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对本书评价较高,认为蒋悌生的声名虽然不及前代经学家熊朋来,但是这部著作的识见与价值,反而在熊氏著作之上。
清康熙年间,纳兰成德汇集宋元以来罕见经解,编刻《通志堂经解》,将《五经蠡测》收入丛书,也就是这个六卷本。通志堂刊本是本书流传谱系里十分重要的版本,保存了明嘉靖初刻本的文本面貌,在清代广为流传,和四库写本同为研读此书最主要的传本。它保留了原稿草稿的文本特征,完整留存蒋悌生在易、书、诗、春秋四经之上的独到思考,是研究元明过渡阶段经学风气、民间学者独立研经面貌不可缺少的原始文献,从中可以看到,在官学一统之前,普通儒者如何跳出科考范式,独自求索五经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