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直笔》为北宋史学家吕夏卿所撰的史评、史例类著作，全书凡四卷，是《新唐书》纂修过程之中产生的核心文献，集中记录修史时拟定的义例、书法标准，以及对《旧唐书》文本得失的检讨辨析。作者吕夏卿，字缙叔，福建泉州晋江人，进士出身，精通唐代史事与谱牒之学，是《新唐书》的主要编修人员之一，在修史局中负责钩稽杂史、整理世系、规划表志，后世公认他对《新唐书》诸表的创立贡献尤重，与欧阳修、宋祁同为这部正史的关键撰稿人。此书并非成书之后的评述，而是他在书局之中草拟、供同修诸人讨论采用的修史方案与条例说明，欧阳修、宋祁在定稿时有所采择，也有不少内容最终并未依从，因此书中条例和传世本《新唐书》之间，存在不少可以对照比勘的差异，这也使得它成为研究《新唐书》编纂思路、取舍标准最为直接的一手材料。
全书四卷的结构脉络清晰，前三卷以纪、传、志三类体例为次第，承袭《春秋》褒贬书法的传统，逐条阐释记载史事时的用词原则、叙事分寸、褒贬用意，辨析《旧唐书》行文当中存在的繁冗、缺略、失实、体例不一等弊病，说明重修之时应当如何删改、增补、调整叙事方式；第四卷题为《新例须知》，相当于修史总凡例，详细开列新旧两唐书之间篇目、列传、志目的增删条目，统计去取篇目总数，划定史料取舍边界，解释《新唐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 的具体执行办法。宋代早期书目记载，原本《唐书直笔》与《新例须知》分为两部，后世传本将二者合并为四卷，也就是今天通行的四卷本面貌。书中论说以条例化的方式展开，不重铺陈叙事，重在建立统一的史法，辨析一字一句背后的义理，是北宋史学义例之学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宋人读书目录中早已点明，这部著作是当时修史团队内部讨论的重要凭据。
此本为清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也就是木活字印本，属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的一种。乾隆朝开设四库馆之后，馆臣从《永乐大典》与各地进献的旧本之中整理出这部久传不广的典籍，收入聚珍版丛书加以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是中国古代规模宏大、工艺成熟的官修木活字工程，由金简主持，以枣木刻制活字，统一版式，校勘审慎，每书前附有四库馆臣撰写的提要，交代版本源流、作者生平与内容得失，印本多为白口、四周双边，行款规整，字体端谨，是清代中期非常重要的官版古籍类型。这部哈佛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活字本，即是当年聚珍版流传海外的实物之一，海外庋藏的武英殿聚珍本数量有限，此本保存完整，文本与国内同期殿本同源，可以和国内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处藏本相互对校，对于考察聚珍版的流传、清代四库馆臣的校改意见，都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在学术价值层面，《唐书直笔》既可以用来厘清《新唐书》的编纂分工与义例源流，理解北宋中期史学对于《春秋》笔法的推崇与实践，也可以借由吕氏对《旧唐书》的批评，观察五代至北宋初年唐史叙事的转变脉络。书中记录大量当时可见、而今已经散佚的唐代传记、杂史、谱牒线索，能够辅助考证唐代人物、世系、典章制度。同时，通过比对书中拟定凡例与最终定稿的《新唐书》文本，学者可以窥见官修史书内部的协商、妥协与修改过程，了解欧阳修、宋祁、吕夏卿几位核心史家史学观念的异同。自清代乾嘉以来，钱大昕等考据学者都曾专门为《唐书直笔》撰写跋文，针对书中条例和《新唐书》不合之处加以辨证，后世研究新旧唐书对比、唐史史料学、宋代史学思想，都无法离开这部典籍。武英殿聚珍本作为清代整理之后的重要定本，校正了前代钞本当中不少文字讹脱，加上此本远藏海外，为域外汉籍保存的重要实例，兼具版本、校勘与文化交流层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