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 著
本书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初创阶段具有奠基意义的经典专著，初稿撰成于 1938 年，1941 年 4 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957 年 12 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重印发行，是 20 世纪上半叶系统梳理中国史学源流、脉络完整、考证绵密的代表性著作，长期以来都是史学史研习领域的基础读本。全书以史官制度、史家群体、史籍撰述、史学思想四条主线交织铺叙，顺着时代先后次第展开，把官修史学与私家撰史两条发展脉络作为核心线索，贯通从上古直至近代的史学演进历程，兼顾制度沿革、典籍考述、史家评述与史学理论的阐发，叙事平实严谨，征引繁富，条理清晰。
全书一共十章，开篇先追溯上古史官制度，辨析 “史” 字本义，梳理《周礼》所载五史、左史右史的职掌，胪列先秦史官体系，阐明史学最初依托王官之学发源的历史背景，解释早期史官掌书、纪事、典藏文书的职能，厘清后世史官制度的源头。紧接着转入先秦史籍与早期史家，讨论 “六经皆史” 的内涵，解说《尚书》《春秋》的性质，论述孔子、左丘明的史学实践，说明编年、记言两种古老史书体裁的形成过程，梳理先秦时期史学著述的雏形样貌。第三章专门讨论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成就，细致剖析《史记》《汉书》的编纂体例、取材方法、叙事特点，对比通史与断代史两种撰史范式的创立与影响，点明纪传体史书由此确立为正史主流体裁的关键转折。
随后数章接续梳理汉魏南北朝至唐初史学格局，重点呈现这一时期私家修史蓬勃兴盛的局面，依次介绍陈寿、范晔、崔鸿、李延寿等重要史家，评述《三国志》《后汉书》《十六国春秋》《南史》《北史》等一批私家史著，同时单独设立篇章梳理汉晋以来史官制度的持续演变，区分太史令、著作郎等不同史官职位的权责变化，厘清官修机制缓慢成型的过程。进入唐宋阶段，重心转向史馆制度的确立与发展，系统讲述唐代设立史馆、宰相监修国史制度的由来，叙述此后历代设馆修史的运作流程，考察实录、国史、会要这类官修史籍的编纂惯例，同时不废私家史学的发展面貌，叙录唐宋两代私修的编年、别史、杂史、方志类著作，展现官史与私史并行发展的格局。
书中设置专章聚焦两位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高峰人物，分别阐释刘知几《史通》的史学批评体系，讨论其关于史才、史学、史识的理论主张，以及对史书体例、叙事笔法、史料取舍的评判标准；再论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史学思想，阐发 “六经皆史” 的全新阐释、方志学理论、记注与撰述的划分，点明二者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第九章综述清代史学的整体成就，分门介绍清人的考据史学、明史研究、古史考辨、方志编纂、金石史学等多个方向，评介顾炎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清代史家的治学路径与代表作品，呈现乾嘉史学重视实证、精于校勘考订的学术风貌。最后一章收束至近代史学的发展趋势，梳理晚清以来史学风气的转变，述及新史料发现、域外史学观念传入带来的变化，总结传统史学走向近代新史学的脉络变迁，收尾以总论概括中国史学发展的总体特征。
作者在写作之中，始终兼顾制度、典籍、人物、思想四个维度，既重视史书版本、源流、篇目、取材的史实考证，也不忽略史家的治学宗旨与史学见解，清晰揭示中国史学发展两次重大转向：一次是由先秦两汉私家独盛，到唐代史馆建立之后官修史书占据主导；另一次是史学从单纯记事撰史，逐步生出自觉的史学批评与理论反思。全书的撰述风格偏于平实述史，以史料扎实、脉络清楚见长，侧重于史籍源流与史官制度的梳理，构建起一套可以接续研讨的史学史叙述框架。作为国内最早成型、流传最广的史学史通论著作之一，它奠定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史学史课程的叙事范式，即便历经多年，依旧是了解传统史学源流、研读史学典籍、把握古代史学发展大势不可替代的重要参考书。本书篇幅二十二万八千字，32 开本，1957 年重印本首印八千册，统一书号 110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