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英时
初版：1976 年 9 月，龙门书店有限公司
本书是余英时思想史研究的代表性专著，也是研究乾嘉学术思想绕不开的经典著作。全书跳出以往把清代学术简单视作 “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或者只当作考据训诂技艺的传统视角，以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把戴震与章学诚两位乾嘉时代的核心学者放在同一时代脉络之下，剖析二人的思想异同、学术交往，借此梳理清代中期儒学内部的演变轨迹，还原乾嘉考据学风背后深层的思想诉求，揭示儒学从宋明理学转向清代朴学的思想逻辑。
乾嘉时代，考据学成为学界主流，大多数学者埋头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的工作，普遍把训诂考据当作通向圣贤义理的唯一路径。戴震身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熟稔考据的整套方法，主张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把训诂作为理解儒家经典义理的必经手段；另一方面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文献考订，毕生都在追寻义理，撰写《孟子字义疏证》，对宋明理学的 “理”“欲” 观念展开深刻的重审，批判理学以理杀人，重新阐释人性、理欲关系，试图在经学考据的外壳之下重建一套儒家义理体系。但是在当时考据笼罩的学术环境里，戴震的义理著作并不被同时代多数考据学者理解，世人大多只承认他的考据成就，忽视他的哲学思考。
章学诚几乎与戴震处于同一时代，他早年曾拜见过戴震，对戴震的学识抱有敬重，却在核心学术立场上和戴震形成重大分歧。章学诚并不反对考据，但是他尖锐批评当时学界一味追逐训诂、堆砌材料，迷失治学根本的风气。他提出 “六经皆史” 的核心命题，打破六经神圣化的传统认知，主张六经本是古代的历史记录，经学不能脱离史学；他高扬史学的价值，重视学术的 “义” 与 “道”，强调学术贵在识见、贵在贯通，而不是零散的文献考订。他的《文史通义》致力于构建一套宏大的史学理论，倡导学术经世，希望学术能够回应现实社会，矫正考据学流弊。章学诚在当世更为寂寞，他的学说不为主流考据学界接纳，著作大多只能私下传抄，在生前得不到学界的重视。
书中细致梳理了戴震与章学诚二人的思想交涉，对比二者对待经学、考据、义理、史学的不同态度。戴震走的是 “经学进路”，相信通过训诂考证，就可以挖掘出埋藏在古经之中的圣人义理；章学诚走的是 “史学进路”，认为道体就展现在历史流变当中，不能单单依靠经书文字去求索。二人都不满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都追求儒家的 “道”，但是选择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求道路径。戴震想要以考据来改造义理；章学诚则要以史学来统摄经学。
本书不止于两位学者的个案研究，而是以戴震、章学诚为两个典型样本，辐射整个乾嘉学术世界。书中深入讨论，为什么在清代思想高压的环境下，考据学能够成为主流；考据兴盛的背后，儒学内部发生了怎样的转向；宋明理学留下来的义理诉求，如何在考据时代曲折延续。以往很多观点认为乾嘉学者只懂考据，没有思想，余英时通过本书论证，乾嘉考据并非单纯外在政治压迫下被动形成的产物，儒学自身内部也存在着从 “尊德性” 转向 “道问学” 的思想演变，考据学风正是儒学 “道问学” 这一趋向高度发展的结果。戴震与章学诚两个人，恰恰就是这一思想大趋势之下，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探索者：戴震身处考据主流内部，试图给考据赋予义理生命；章学诚站在主流考据学风之外，以史学思想来补救考据学的弊病。
作者大量征引戴震、章学诚的原始书信、文稿，细致辨析二人言论的写作背景，厘清过去很多被误读的学术公案，包括戴震义理思想的形成过程，章学诚对戴震评价的复杂变化，著名的方志之争背后的学术理念冲突等。全书兼顾考据史学的严谨与思想阐释的深度，既还原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学术处境，又挖掘他们思想的深层内涵。这本书问世之后，重塑了后世看待乾嘉学术的视野，让学界重新意识到，乾嘉不只有训诂文献之学，更有丰富深刻的思想世界，戴震和章学诚的思想，共同构成清代中期儒学不可分割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