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杜佑撰。北宋时就有刊本，以后元明清各代有多种刻本流传，其中以清朝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最为流行。国外有朝鲜活字刊本。今存最古版本为北宋刻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1981年日本汲古书院以其原版影印刊行，其缺卷部分用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南宋刻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刻本补齐。目前国内所行的是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十通合刊本。1984年2月中华书局据以重新影印出版。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政治家，历史学家。出身于累世仕宦之家，曾以门荫入仕，一生历经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六朝，先后任中央及地方官数十年，德宗末年、顺宗、宪宗时代为宰相兼领金谷财赋。他“性嗜学，该涉古今”，虽位极将相仍手不释卷，又久绾财政，精于吏治对历朝典章制度颇为熟悉。其著作除《通典》外，还有《理道要诀》10卷，《管氏指略》2卷，《宾佐记》1卷。
本书200卷，约190万字。其内容分为九门，《旧唐书·杜佑传》说，“书凡九门，计贰百卷”。唐李翰所作的《通典》原序云，“凡有八门，号曰通典。”所列门类不同，实际上是将刑典分为刑典和兵典两部。今本仍分九门。其篇目卷数为食货典12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10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8卷；州郡典14卷；边防典16卷。每典下，又分若干子目把历代礼、乐、刑、政等典章制度的沿革加以系统记载。
本书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旨在会通。时代断限从远古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其肃宗、代宗以后的制度变革，有时也附载在注中。其中《食货典》记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选举典》记述官吏的选拔任用以及考核等制度；《职官典》记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礼典》记述历代各种礼仪制度；《乐典》记述历代乐制；《兵典》以记述历代兵略、兵法；《刑典》记述历代刑法制度；《州郡典》记述历代地理沿革；《边防典》记述历代边防和四境各族政权。
本书在史学方面的特点可概括为如下5点：1。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例。在本书问世之前，记载典章制度的史书，是正史中的书和志。由于典章制度大都承前代而有所损益，这样，到了唐代修撰纪传体的正史时，作者面临着两难境地，“苟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为了避免这两难困境，就有典章制度专史的修撰。在杜佑之前，唐刘知几之子刘秩撰有《政典》35卷（今已佚），初具制度专史雏形。杜佑即以其书为蓝本，撰修了“统据史志”的《通典》。开创了典章制度史编纂的新体例。2。置《食货典》于制度史的首位。杜佑编撰本书的目的，是要“揭举先代致治之大方”为唐朝统治者提供“龟镜”。他认为治理国家，经济条件最为重要。因此他将《食货典》置于各项典章制度之首。这是史书编撰的新特点。3。本书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汉书》在年表10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创自注之法。魏晋以下，史注渐行，但自注较少，他注者多。本书中运用自注较多，其注文大致分5类：（1）释音义，（2）举故典，（3）补史事，（4）明互见，（5）考史料。这些子注不但可以补正正文不足而且指出了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4。本书取材广泛，除参阅正史外，旁及经、史、文集、奏疏。《四库提要》称它“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每事以类相从。”一些唐以前的文献，藉此书及以保存。5。本书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它记述历代典章制度，重视物质生产对各项制度文化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历史在变化、制度在演变的发展趋势，不信美化远古的说法，强调今胜于古和人事当适应时势，即“随时立制，遇弊则变”。他称赞商鞅变法及德宗时的杨炎改革，理论根源即在于此。
本书也存在不少缺陷。如《兵典》叙述历代兵制沿革，但在内容上却看不出兵制的发展变化；再如，由于本书撰作时，开元礼乐书已纂成，作者大量采入，因此在全书中《礼典》所占份量过大，几占诸典一半。此外，全书贯通上下数千年，记载失误之处也在所难免。
本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修撰为后代学者所称道。《旧唐书》说，《通典》书成，“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四库提要》则称誉此书“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不仅如此，本书且为后代开创了制度史修撰的先河。南宋郑樵撰有《通志》，其精华主要在《二十略》中，而《二十略》就是以《通典》为蓝本的。继之宋元之际的马端临又仿《通典》修成《文献通考》。故后人把本书与继起的《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后来续撰“三通”者不少，至清乾隆朝设立三通馆，纂修成《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作为“三通”的续编，内容上接“三通””下讫明末。同时又修成《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专记清初至乾隆时典章制度，于是就有“九通”之称。1921年，刘锦藻修成《清续文献通考》上承《清文献通考》专记乾隆至宣统三年的典章制度。该书与“九通”合称“十通”。
《通典》的史学价值，在其问世之时，就受到重视。后代学者对它的研究很多。1949以来对它的研究较偏重于历史编纂学和其他反映的史学思想方面。所发表了一些论文，对《通典》研究起着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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