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庆远、吴奇衍、鲁素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年 5 月第 1 版，198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32 开，189 页，全书 135000 字。
本书是国内较早系统梳理清代奴婢制度的专题史学著作，依托清宫档案、地方司法文书、卖身契约、朝臣奏疏、律典条文以及时人记载等一手史料，完整勾勒清代奴婢制度的全貌，辨析这项制度的源流、运行、压迫形态与内部矛盾，厘清它不同于前代奴婢制度的独有特征。作者指出，清代奴婢制度既是中国历代封建奴婢传统的延续，又融合了满族入关之前留存的奴隶制残余，两套体系交织在一起，构成清代社会里一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形态，是封建社会晚期奴隶制残余和封建等级秩序结合的产物。
全书从清代社会蓄奴风气切入，首先说明蓄奴在清代是自上而下普遍存在的现象：上至皇帝、宗室王公，下至满汉官僚、大地主、盐商富户，乃至八旗官兵、城市中产之家，都占有数量不等的奴婢，朝廷甚至以法规划定各级官员允许携带、拥有奴婢的限额，名义上是管控，实质是承认并保护统治阶层蓄奴的特权。书中列举大量抄家档案记载，呈现出督抚、织造、勋贵动辄拥有数百名家奴的史实，印证 “仕宦之家，僮仆成林” 的社会实况，同时也说明中小地主、城市工商业者也普遍役使少量奴婢，蓄奴风气渗透城乡。
书中详细分类梳理奴婢的四大来源：战争掠夺与清初圈地浪潮下被迫投充的人口，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在饥荒与债务逼迫下签订卖身文书而被价买的人口，经由人市、人贩子辗转贩卖的人口，以及因犯罪、反抗统治、亲属株连而被官府判没入奴籍的人口。其中专门讨论 “人市” 与人口贩卖链条，还原底层民众在生存绝境之下被迫卖身为奴的悲惨处境，也区分官奴婢与私奴婢在来源、归属上的差别。
在役使层面，奴婢不只是从事家内洒扫、侍奉起居的家仆，还被主人安排从事多样化劳作：一部分奴婢负责管家、传递消息、跟随侍从；大批壮丁奴婢被安置在皇庄、贵族庄田之中从事农业耕种；还有一部分奴婢被主人派遣经营商铺、贩运货物，为主人增殖财富。奴婢劳动覆盖家庭服务、农业生产、商业经营多个领域，是清代上层社会财富积累与奢靡生活的重要支撑。
本书用大量篇幅阐释制度对奴婢的压迫体系。这套压迫依托三重枷锁：一是儒家纲常名分体系塑造的主奴伦理，在观念上确立奴婢卑下的身份；二是《大清律例》之中明确的法律歧视，主奴之间同罪异罚，主人伤害奴婢的罪责极轻，奴婢冒犯主人则会受到重刑严惩；三是奴籍世袭的宗法规则，多数奴婢的身份世代承袭，子女生来即为奴婢，很难挣脱奴籍。书中格外关注女奴群体，指出女奴除承担繁重劳役之外，更频繁遭受凌辱、虐待，是奴婢群体里受害最深的一部分。
作品同样没有忽略奴婢群体的抗争史，梳理了从明末清初各地声势浩大的奴仆暴动，到清初奴婢为躲避追捕而持续逃亡、反抗《逃人律》高压管制的斗争，还有奴婢针对主人虐待、侮辱进行的自发抗争。同时系统辨析清代中期逐步出现的身份松动途径，包括赎身为民、奴仆开户、放出为民三种方式，仔细辨析这几种方式的区别、限制条件，说明奴婢争取人身自由的过程充满阻碍，即便得以脱离奴籍，往往依旧要承受原有主家的约束，不是完全平等的解放。作者结合制度演变指出，奴婢的持续反抗，迫使清廷不断调整相关律例，推动奴婢制度在清中后期逐步松弛，但这种改变始终局限在封建秩序框架之内，无法从根本上消灭人身压迫。
全书兼顾制度条文和真实社会案例，不只是静态罗列典章规定，而是把法律条文、契约文书、司法案例结合，还原制度在民间真实运行的状态，揭示清代奴婢制度作为封建晚期人身依附形态的复杂性。它既可以作为清史、社会史、法制史研究的基础参考，也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清代等级社会的底层结构，理解《红楼梦》等清代文学作品中主奴关系背后真实的制度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