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刊误补遗》是南宋时期专门考校《汉书》《后汉书》的正史校勘考据著作，全书凡十卷，作者吴仁杰，字斗南，一字南英，号蠹隐居士，原籍河南，迁居昆山，为南宋孝宗淳熙年间进士，曾出任罗田县令，后官国子学录，曾问学于朱熹，学识广博，尤深耕两汉史籍典章，除本书之外，另著有《汉通鉴》《离骚草木疏》《陶靖节先生年谱》等，其中《汉通鉴》与《两汉刊误补遗》互为表里，一为整编史实，一为订正文本，相辅相成。此书创作缘起，是针对北宋刘敞、刘攽、刘奉世父子祖孙三人所作《三刘汉书标注》，也就是后世通称的《汉书刊误》，三刘之书率先开宋人精校两汉书的风气，随读随记，标出文本疑误，但大多只下断语，缺少层层推究的论证过程，吴仁杰认为其中尚有疏漏、未妥、未尽之处，于是广搜典籍，逐条加以补证、辨析、订正，所以定名《两汉刊误补遗》。全书十卷之中，前八卷专攻《汉书》，后二卷考辨《后汉书》，篇幅分配并不均衡，后世目录学家推测或是宋时旧本已经存在残佚，并非吴氏初稿原貌。
书中考辨覆盖范围十分宽泛，凡两汉人物籍贯邑里记载前后参差、姓氏族属同异混淆、传本文字字形讹脱衍倒、字音训释违背古义、旧有句读分割失当、前人解读穿凿附会，以及其他典籍引文转述两汉书时产生的谬误，都在逐条梳理考证之列。吴氏考证不局限于单纯文字校勘，常常贯通汉代官制、地理沿革、名物制度、历法礼制、方言旧俗，参取《史记》《汉纪》、汉代碑刻、诸子杂史、《通典》与各类旧注，对比异同，追溯致误缘由，把三刘简略的校记扩充成首尾完备的论证，每一条辨析都力求源流清晰，证据充分，不轻易下结论。对于三刘的观点，有认同而补充佐证材料的，有存疑而提出另一解的，也有直接指出其判断失误、加以驳正的，不盲从前辈，取舍都以文献证据为准。作为宋代汉史考据的代表作品，它和三刘原书一同奠定了后世两汉书校勘的基础，四库馆臣评价它引据赅洽、考证详晰，考据的精深细密程度，整体超过三刘原书，是宋代考史著作里价值很高的一种，当然书中也存在个别牵合臆断、失于偏颇的条目，是时代局限带来的瑕疵。
此书的版本源流曲折，吴仁杰在世时，初刻本有两种记载，一是他任职罗田期间自行刊刻，有淳熙己酉曾绛序言；另一处记载则是庆元己未，由陈虔英在全州郡斋重新刊刻，二者究竟是初刻与重刻，还是一稿两刻，历来难以定论。宋刻原本流传不久之后便彻底散佚，元明两代少有传本，直到清代初年，朱彝尊之子朱昆田在山东章丘李氏家中见到钞本，辗转抄录带回江南，这部书才重新进入学者视野，得以再度流传。清代乾隆年间，朝廷编纂《四库全书》，同时在武英殿开设聚珍版，也就是木活字印书，将《两汉刊误补遗》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用活字排印，这就是此部馆藏对应的版本。武英殿聚珍本是清代影响极大的通行版本，校勘经过馆臣整理，版式规范，印本数量有限，不少印本后来流散海外，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这一部，便是当年武英殿活字印本的海外遗存，完整保存了聚珍本的文本面貌与版式特征，是海外汉籍收藏中重要的聚珍版实物。后世常见版本除武英殿聚珍本之外，还有《知不足斋丛书》刻本，二者文字互有出入，可以彼此参校。
在学术脉络上，《两汉刊误补遗》承接北宋的汉书校勘传统，又开启清代朴学考校正史的路径，后世校勘《汉书》《后汉书》的学者，几乎都要参考吴氏的考辨意见，书中关于汉代职官、文书制度、地理地名、人物谱系的辨析，时至今日，仍是两汉史研究不可忽略的参考材料。这部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武英殿活字本，既保存了这部宋代考据名著的清代定本形态，也见证了中国古籍向外流传的历史，是兼具文献价值、版本价值与藏书史意义的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