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清圣祖玄烨御批、宋荦等人奉敕编纂，清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是清代官修史书当中极为重要的纲目体史籍，承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史学体裁与义理框架，又融入清帝御览御评的皇家史论，属于武英殿钦定颁行的内府官刻典籍。
《资治通鉴纲目》原本由南宋朱熹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改订而成，创立 “纲”“目” 分立的编年纲目体，以纲作为提要、目记录细事，重在褒贬义例、辨别正统，在元明两朝广泛流传，成为读史、讲学的核心史籍。康熙年间，朝廷为统一史学评判标准、彰显帝王对历代治乱兴衰的裁断，下诏重新整理校订这部纲目典籍，由宋荦领衔，汇集馆臣，在旧本的基础上校勘文字、订正讹误、补充考异、梳理义例，整理出正编五十九卷，另设首一卷，收录朱子原序、凡例、图谱、历代世系年表、纲目义例考证等内容，也就是此本的卷首。
正编五十九卷，依照时间顺序记载史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也就是《通鉴纲目》的开端，下限到五代结束，和朱熹原书的断限保持一致。书中严格遵守纲目体的格式，大字书写 “纲”，概括一条史事的概要，在行文当中暗含褒贬笔法；小字分列 “目”，详细记录事件始末、人物言行，同时附入考异，辨析史料的异同、记载矛盾之处，厘清年月、人物、国号的不同说法，解决前代传本里文字脱误、纪年参差的问题。卷首一卷内容丰富繁杂，收录朱子序例、编纂凡例、历代帝系图、年表、正统与闰统划分的准则，还有编校过程里的考证文字，开篇就阐明本书的书法义例，规定何为正统、何为僭伪，年号、甲子、称谓该如何书写，为全书确立义例准则。
和明代通行的《纲目》各个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本书带有康熙皇帝的御批。圣祖阅读史稿的时候，随文写下批语，针对历代帝王的得失、大臣的贤奸、战争取舍、礼制兴废、正统之辩、华夷之论，依托史实发表议论，有的驳斥旧说的偏颇，有的阐明治道的根本，这些御批散落在各条史文旁边，是本书最核心的特色。它不再只是朱熹一家义理主导的史书，而是借古史阐发清代帝王的治术思想，依靠皇家权威定下对两千年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同时具备史学文献与帝王政教两重属性。
刊刻层面，此本属于康熙朝武英殿官刻，是清代前期殿本的代表性样式，写刻工整严谨，字体是典型的康熙殿版软体楷书，行款整齐，墨色均匀洁净，用纸为上等内府连四纸，版式疏朗开阔，是武英殿刻书当中的精品。成书之后，颁发到内廷、国子监以及各省学宫，既是皇家御览读本，也作为官学的读史范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清代中前期的史学风气、科场史论。
从学术源流来看，宋荦等馆臣的编校工作，一方面尽量保留朱子《纲目》原本的书法体例，维持纲目体重视褒贬、严守正统的传统；另一方面广泛采录《通鉴考异》、宋元各家注本、野史碑志，补充旧本缺漏，校正传刻产生的错字、错简、纪年错乱问题，考证部分尤其侧重年历、国别、爵里的订正，解决旧本当中很多长期存有争议的史实问题。御批的加入，改变了这部书的定位：朱熹撰写《纲目》，是以儒者身份借用《春秋》笔法评史；康熙御批本，则是以天下共主的视角重新审视历代治乱，调整部分宋明儒者过于拘泥迂执的义例，看重史事当中实际的治理成效，不单单局限于门户义理。
这部书流传后世，又衍生出《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接续宋元史事，和这部正编配套，合为完整的御批纲目系列。而这部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初刊的正编，作为整套御批纲目的源头底本，文献价值很高，既可以用来研究纲目体史书在清代的演变、武英殿刻书工艺，同时也是研究康熙史学思想、治国理念、清代官方史学观念的核心一手文献。对比后世翻刻、重印的本子，康熙武英殿原刊本保存了御批最初的样貌、馆臣校订的原始文本，没有后世翻刻带来的增删改动，在版本学领域备受重视。全书篇幅宏大，五十九卷正文加上首卷，连贯记载一千三百余年的编年史事，纲举目张，考证和史论并存，是清代前期官修编年史当中不可忽视的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