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是晚清思想家郑观应的代表性政论著作，郑观应，原名官应，字陶斋，香山人。本书成书于国家内外局势动荡之际，是郑氏积多年见闻思考，荟萃中外时事、中西学术而成的忧时济世之书，清光绪十九年刊本为早期重要刊刻版本，全书共五卷。
全书的写作根基来自作者亲身的阅历，郑观应长期参与洋务实务，既熟稔中国传统经世学问，又对西洋各国的社会制度、商业工艺、军政风俗有着切实的了解，并非闭门著述。本书脱胎于郑氏先前的《救时揭要》《易言》，在原有文稿基础上增订扩编，整合历年随笔札记，熔铸而成这部系统的改革建言著作。彭玉麟为本书作序，点明时代背景：晚清之时外患日渐紧迫，列国环伺，旧有孔孟传统治术已经不足以应对变局，朝野上下对海外情势隔膜，本书意在打破闭塞，警醒当世的士大夫与执政者，不能固守旧俗，要洞悉天下大势，采撷各国富强的经验，寻求救国图强的出路。
光绪十九年本全书以卷分篇，首卷开篇即为《道器》，是全书的理论总纲。《道器》篇辨析 “道” 与 “器” 的关系，以中国传统太极阴阳的哲学观念立论，提出 “道为本，器为末” 的核心思想。郑观应并不否定传统圣贤道义，认为孔孟所传的纲常伦理是万古不变之 “道”，而西方的机器技艺、制度法度属于可以学习借鉴的 “器”，反对当时两种极端的思想，一类是固守传统，鄙夷西学，视西洋技术为奇技淫巧；另一类是追逐西学而完全抛弃本国固有教化。他辨析世间万物本末终始，讨论儒释道耶诸教源流，认为中国不能徒守空谈义理，必须学习西洋的器物、工艺、制度，以器载道，借西学来保全、振兴本国的圣贤大道，调和中西，这也是整部著作的思想立足点。
在此总纲之下，全书五卷铺展开庞大的改革构想，内容覆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风俗等晚清几乎所有关键领域。政治层面，书中明确倡议参考西方议院制度，主张适度开放言路，沟通朝野上下，反思君主专制下上下隔阂的弊病，讨论官吏选拔、吏治整顿，针砭晚清官场积弊，批判庸碌迂腐的官僚，提出改良官僚考核任用的方案。
经济方面是本书极有分量的部分，郑观应大力提倡发展近代工商业，提出 “商战” 的著名理念，认为西方国家的强大不止在于武力兵战，更依靠商业竞争，中国不能只看重军事，更要保护本国商人，发展实业。书中论述开矿、修筑铁路、兴办轮船航运、发展纺织制造，主张保护民族工商业，改革税关厘金制度，收回海关权益，反对外国经济侵略，呼吁国家扶持民间资本，改变传统重农抑商的旧观念。
军事与外交议题同样占有大量篇幅，书中分析当时列国对峙的国际格局，检讨晚清海防、陆防的漏洞，讨论新式军队训练、武器装备改良，梳理中外交涉的得失，分析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危害，思考对外交涉的策略，呼吁修改条约，争取国家主权。
教育改革上，郑观应批判旧式科举制度，认为传统八股取士只能造就空谈义理的读书人，无法培养应对时代变局的实用人才。他主张变革科举，广设新式学堂，分科目教授西学格致、工艺、法律、外交各类知识，兼顾传统经学与近代科学，广开人才选拔的渠道，不再只以文章取士。
除此之外，书中还涉及司法改良、社会风俗革新、禁烟、赈灾治水等诸多现实时务，针对晚清社会种种积弊逐条剖析。书中常常对比中西制度风俗，既不盲目崇洋，也不盲目排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同时直面本国制度风俗的弊病，实实在在列举当世的危机，虽然身处所谓 “盛世”，却处处揭示潜藏的深重忧患，这也是书名 “盛世危言” 的由来。
这部光绪十九年的刊本，是《盛世危言》较早的完整刻本，在版本流传链条中位置关键。后续还有增订改编的版本，而此本保留了郑观应这一阶段完整的思想面貌。本书成书之后，在晚清社会广为流传，受到朝野关注，对之后的维新思潮影响深远，为戊戌维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它集中代表晚清改良派士大夫的思想，反映出身处变局之中，一代知识分子寻求国家自强，调和中西，探索救亡道路的思考，是研究晚清思想史、洋务运动与维新思潮极为核心的原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