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用彤、任继愈
本书是研究魏晋玄学政治维度的经典论著，跳出单纯从哲学义理、名理思辨讨论玄学的常见路径，把魏晋玄学放置在汉末至魏晋这一社会剧烈动荡、政权更迭频繁、统治秩序持续重构的历史环境之中，系统梳理玄学思潮背后蕴藏的社会政治主张，揭示玄学并非仅仅是名士清谈、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而是当时士人面对乱世现实，对国家治理、君臣关系、名教与自然、社会秩序、人生出路等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给出的思想回应。
全书从汉末的社会危机讲起，叙述两汉经学体系逐步瓦解的过程。汉代儒学依托纲常名教构建起完整的政教秩序，经学成为维系大一统王朝的思想根基，但是到东汉中后期，朝政腐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党锢之祸重创士人群体，黄巾起义之后天下分崩离析，原先依靠经学支撑的政治伦理体系已经难以解释和安顿破碎的现实。旧有的价值标准失效，士大夫群体陷入深刻的思想困境，一部分人开始反思名教本身，由此催生新的思想探求，这便是玄学兴起的社会土壤。作者着重说明，玄学的发生，从来不是少数文人凭空兴起的文字游戏，而是时代政治危机在思想层面的投射，每一种玄学理论主张，都暗含着一套对应的社会治理方案。
书中按照玄学发展的脉络，依次剖析不同阶段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首先论及正始玄学，以何晏、王弼为核心。王弼、何晏祖述老庄，提出贵无的理论，主张以无为本。在政治层面，贵无不是消极虚无，而是针对汉末以来统治者繁刑重敛、礼制流于虚伪、统治者刻意依靠外在礼法操控社会的弊病，提倡君主无为。他们理想中的君主，不妄作、不苛察，减少繁杂政令与过度的干预，顺应事物本然之理，让社会自然安定。同时他们并不全盘抛弃名教，而是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礼法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名教不能流于形式、变成虚伪争名的工具，自然才是名教的根本依据。作者细致辨析，正始名士的无为思想，和老庄原始道家的出世无为存在区别，他们依然承认君臣秩序、等级社会的必要性，是为乱世的统治者寻找一套更温和、更少扰动民生的治国方略。
接着讨论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相比于正始名士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立场，嵇康、阮籍身处司马氏借名教之名篡夺权力、大肆诛杀异己的严酷环境，亲眼看见纲常礼教沦为当权者屠戮士人的幌子，故而对当时虚伪的名教展开激烈批判，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书中点明，这一主张的重心，不只是追求个人精神的逍遥放达，更是一种政治层面的抗议。他们否定的不是真正的仁义，而是被权势扭曲、用作党同伐异工具的假名教。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养生论》《与山巨源绝交书》当中的思想，都蕴含着对当时专制高压、虚伪统治的反感。但同时也指出，竹林名士的思想存在内在矛盾，他们看透了现有秩序的污浊，却没能提出一套可以落地替代旧秩序的制度方案，最终只能走向精神上的超脱，很多放浪形骸的行为，是黑暗政局之下士人的自保方式与消极反抗，这种思想很难支撑一个稳定政权的运转，因此很难被统治者接纳。
之后考察西晋元康玄学，以向秀、郭象的《庄子注》为核心。郭象的独化论是玄学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转向。郭象认为万物自生独化，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 “无” 作为本源，万物各自自足、各有其性分。落实到政治社会层面，就是论证现存的等级秩序、君臣上下之分，都是万物自性自然演化的结果。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性分，安守所处的社会位置，就是顺应自然。这套理论调和了之前名教与自然的尖锐对立，直接论证名教秩序即是自然，庙堂之中同样可以实现逍遥。书中分析，郭象这套学说适应了西晋建立之后，统治阶层希望稳定社会秩序、消解士人反抗情绪的需求。名士不必再逃离朝堂，身居官位、恪守礼法，同样可以契合玄学的自然宗旨。这一思想消解了玄学原本带有的批判力量，玄学由此和现实统治秩序相互兼容，清谈名士得以和当朝权贵共处，玄学也慢慢失去了早期反思、批判现实的锋芒，逐渐演化成上层士族的精神消遣。
书中还专门讨论了玄学和门阀士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魏晋时期门阀势力持续壮大，士族垄断官位、占有大量土地与依附人口，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玄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契合士族阶层的利益诉求：一方面，无为而治的主张，可以限制皇权过度扩张，减少朝廷对士族庄园、地方势力的干涉；另一方面，安于性分的学说，既维护士族世袭特权的合理性，也要求下层民众安分守己。玄学清谈成为士族群体区分身份、标榜风雅的文化标识，玄学的流行，依托于门阀社会的结构，而玄学理论反过来又巩固了门阀社会的价值观念。作者也客观指出，士族阶层借助玄学寻求精神自由，可他们在现实当中依旧维系着森严的等级剥削关系，思想层面的超脱，和现实社会当中的阶级压迫构成鲜明的反差。
在梳理各派思想之后，本书进一步辨析玄学政治思想的整体特质与局限。魏晋玄学家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始终围绕着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在大一统帝国崩坏之后，怎样处理君主权力、礼法制度、个体自由之间的关系。他们反对汉代经学把礼法教条绝对化，看到了外在制度僵化、虚伪化带来的危害，重视个体精神价值，拓展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当中关于君道、治理方式的思考维度。但是玄学思想整体存在根本性的短板：玄学家大多偏重从心性、本体层面立论，很少设计具体的土地、赋税、官制等制度方案；他们的思考立足点多是士大夫精英群体，很少顾及底层民众真实的生存诉求。无论是贵无、越名教而任自然，还是名教即自然，都无法长久解决魏晋时期土地兼并、战乱频仍、流民四起的现实社会矛盾。当东晋之后，社会形势再次变化，佛教思想大规模传播，本土道教不断发展，玄学本身的理论空间慢慢被挤占，玄学思潮逐步衰落，可是它讨论的名教与自然、君无为与臣有为等命题，长久影响之后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思想世界。
全书始终坚持历史与思想相互印证的写法，不孤立地摘录玄学家的哲学语句做概念推演，坚持把思想放回当时的政治斗争、社会结构之中解读，厘清玄学清谈背后隐藏的政治诉求。同时兼顾不同人物之间思想的传承、变化与分歧，区分开玄学内部不同流派对待皇权、礼教、社会秩序的不同态度，纠正了以往简单把魏晋玄学等同于空谈避世的片面看法。这部论著把魏晋玄学从单纯的哲学史范畴拓展到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为后世理解魏晋士人精神世界、魏晋时代的思想变局，提供了扎实且深刻的研究框架，是魏晋思想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