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御撰，曹文埴书，泥金玉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 chinois 12096。此册为清乾隆时期内府制作的特殊玉质书册，全册共计四片软玉玉版，玉版镶嵌于锦缎裱装册页之内，仿照传统线装书籍的翻阅形制，玉版以深色软玉为底，文字与纹饰全部采用泥金工艺，描金填绘，册首玉版镌刻双龙拱卫云纹，中间竖排题署册名，龙纹线条繁复流畅，是典型清代宫廷御用器物装饰风格。
乾隆三十九年朝廷编纂《日下旧闻考》，乾隆皇帝阅览旧籍，针对明代程敏政所作《重修观音寺记》开展史实考辨，亲自撰写这篇订讹考据文章，后交由内府制作成这套泥金玉册，同时文章也正式收录进《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九十五之中。文章缘起于朱彝尊《日下旧闻》一书的记载，书中称北京玉河乡观音寺的观音大士造像，是金代从杭州上天竺寺迁移至北方，并且引用程敏政碑记作为史料依据。乾隆皇帝博览相关方志文献，发现这一说法存在史料矛盾，于是作文辨析其中的史实疑窦。
文章开篇梳理各家文献记载，对比程敏政碑记、朱彝尊引文与南宋《咸淳临安志》的记录差异。《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遭遇兵祸之时，天竺寺僧道元将观音大士像藏匿井中，战乱平息之后方才从井中取出圣像，依旧留存杭州本地，并没有被金人北迁的史实。几种文献彼此冲突，形成一桩地方史志疑案，乾隆皇帝就此展开辨析，同时结合佛教义理进行阐发，指出观音作为佛之妙观察智，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三际，遍及十方世间，佛的法身、化身本无固定形相，不依存于塑像实物，世人以色相、声相去求索佛的本体，本身便属于邪道见解，造像仅仅属于报身的偶托显现，不能把塑像实物等同于佛本身。依据这一义理再回看这桩古迹传说，即便造像属于偶然寄托之迹，也不可执着认定这尊塑像一定北迁到北京玉河乡观音寺，也不能认定圣像依旧留存杭州天竺寺，两种说法都缺乏确凿可靠的证据，不可轻信旧碑旧说，武断下定结论。整篇御制文本，一方面是对北京地方古寺沿革、金宋之际文物迁徙史实的考据纠谬，另一方面融汇佛教义理评判旧说，体现乾隆皇帝兼顾文献考据与义理思辨的治学思路。
书写者曹文埴为乾隆朝重要词臣，擅长楷书，玉册之上通篇为工整端丽的馆阁体楷书，泥金书写在深色玉材之上，金辉与玉质相互映衬，工艺水准极尽内府制作之精致。这套玉册属于清代宫廷十分稀见的泥金玉书实物，不同于寻常纸墨书籍，以玉石作为载体，泥金书写文字，册页以锦绫装衬，外有配套函套，是帝王御文、词臣书法、玉雕描金工艺三者合一的珍贵文物。此册后来流散海外，现完整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玉版、锦绫装裱大体保存完好，既可供清史、北京地方佛教史文献研究，也可以用来研究清代宫廷玉册制作工艺、乾隆时期考据学风以及馆阁书法艺术。与之内容相同、同为曹文埴书写的还有纸本墨迹版本，可以与此玉册版本互相参校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