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作《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30卷。有武英殿本及《四库全书》本行世。
该书为作者早期所作诗文之合集，初刊于乾隆二年(1737)。其写作成书过程是，先有文钞本。雍正八年，即庚戌年(1730)作者原序说：“余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讲论至再至三。顾质鲁识昧，日取先圣贤所言者以内治其身心，又从身心所得者措之于文，均之有未逮也。日课论一篇，间以诗歌杂文，虽不敢为奇辞诡论，以自外于经传儒先之要旨，然古人所云文以载道者，内返窃深惭恧。每自思念受皇父深恩，时聆训诲至谆且详，又为之择贤师傅以受业解惑，切磋琢磨，从容于藏修息游之中，得以厌饫诗书之味。而穷理之未至，克己之未力，性情涵养之未醇，中夜以思惕然而惧。用是择取庚戌九月以前七年所作者十之三四，略次其先后，序、论、书、记、杂文、诗、赋，分为十有四卷，置于案头便于改正。且孔子不云乎：言顾行，行顾言。《书》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检所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于言行不相顾，能知而不能行，余愧不滋甚乎哉！”此编并未刊刻出版，可称为庚戌文钞本。可知这是作者青少年时作品选集，亦可见当年作者律己甚严，写作一丝不苟并精益求精之精神。
作者自言要言行一致并文不惮改。从该书所见，作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其即帝位后的乾隆二年，他对所作又重新检阅，将庚戌文钞所载加以订删，又将庚戌以后，乙卯(雍正十三年，1735)以前，即作者25岁以前之续作收入，共汇成一书，以前部分占3/10，后收入部分占7/10，以《乐善堂全集》名义，作者亲自作序，刊刻出版，颁行宇内。但二十一年之后，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六月，弘历上谕：“近偶阅《乐善堂集》，缘初刻所存卷帙颇繁，其中多有不甚惬心之句。昔人云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朕非悔其少作博不吝情，去留之名，政以随时删订，则今昔诣力所到，端可藉以自验。其令内廷诸臣悉心校阅，分拟应存应删，签贴进呈，候朕裁酌重订定本，以付剞劂。”作者对以前自作有强烈的修改欲望，大臣奉上谕立即行动，两个月后便将具体修改意见奏上，经作者悉心审定，终成此书。
30卷中前10卷为文，11—13卷为赋，14卷以后即占17卷篇幅为诗。其中文之部分中论占6卷，言经论史，颇有见地。极论历史上盛衰兴亡及忠奸得失，寻求治国用人之道，展示并反映出其深邃思想与远大抱负。是研究作者早年思想之重要资料。
谨收其《南宋总论》以识见之一斑：“人君立法垂猷，培养元气，仁施乎百姓，教被于苍生，非徒一时享治平之休，亦子孙万世无疆之利也。南宋僻处江南，穷居一隅，人君无英明出类之才，在位多奸邪小人。强敌在境，军弱民贫。然犹享国百五十年，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亲其上，死其长。不以仓卒死生易其操者，屡见于时，史策为光。岂非太祖、仁宗仁泽之厚，德化之深，而后世子孙犹蒙其休泽哉！盖自高宗弃淮北，而中原不守，前惑于汪黄，后制于秦桧。有武穆而不能用，有可复故都之几而屈膝请和，失中原之罪，高宗不得而辞焉。孝宗有猷有为，足以兴复而天不祚宋。值金世宗之贤无衅可乘，光宗、宁宗昏庸不振，理宗合元灭金而渝盟弃好，任用权奸，虽有尊儒之名而苛刻小民，疏退君子。南宋之亡兆于此矣。度宗荒于酒色，亡国不于身，幸也。帝昺身为臣虏，然大木之倾亦岂一绳之所能系哉！端宗、帝㬎僻居海滨，国不成其为国，而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诸臣犹尽心力而为之。亦忠臣义士舍身不渝之秋也。卒之端宗惊悸而死，帝昺投海而没，国亡宗绝，社稷为墟，其亦可衰也。然自古无不亡之国。汉唐宋为三代以下享国长久之朝。汉唐立国强盛，过于有宋，而宋及末运，全节死义之士远过于汉唐者，则又祖宗之余泽与周、程、张、朱讲明正学之功也。呜呼，谁谓德教学术非治天下之大本乎！”通篇铺陈，最后一句则为画龙点睛之笔，作者之笔法与思路可谓俱佳。
清入关后，爱新觉罗家族极为重视教育，举凡皇子及宗室子弟都自六七岁时就读书，选择名师教习，要求极严。而历朝皇帝在为政时也不忘读书学习，故个个成饱学之士，精通义理，具有高深的文化素养。弘历便是其中之一。他才华横溢，自己写书，又倡导编书，亲自操作，所遗文集、敕编的书数不胜数，以致造成文化之盛，远迈前人。清代诸帝多勤奋之人，于此可见一斑。
乐善堂全集 （清）高宗撰, 淸世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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